少年时，不懂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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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真像是一场梦，说得确切一点，那是我的一场童真年代的“糊涂梦”。我于1946年从农村到北平求学，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一天，我们正排队准备进课堂时，站在我后排的同学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我不知何意，便回过头好奇地寻找笑源。就在这时，一位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朝同学们大声喊道：“笑！有什么好笑的，人家是从农村来北平求学的，你们就……”我立刻不安起来，因为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乡下，难道同学们是在笑我？果不其然，当我把目光投向同学们时，后排的男同学都在对我嬉皮笑脸，女同学虽然大都把视线看向别处，但也有忍不住掩唇而笑的。

　　正在我不知所措之时，女同学刘惠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从维熙同学，他们笑你裤子后边破了一个小洞，你下学回家时缝一下就行了……”我脸红了，顺手一摸，立刻抬不起头来了——因为在农村习惯于不穿内裤，显然是露出了臀部，才引起同学们的嬉笑。我从小自尊心很强，当时晕头涨脑，不知如何摆脱困境。最后国文课的关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我说我请假回姥姥家让姥姥缝补我的裤子；关老师剪了块胶布贴在我裤子的破洞之处，然后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教室，让我跟她去上语文课。讲课之前，她批评了嘲笑我的同学，表扬了刘惠云的果敢；大概是为了树立我的自尊，说我虽然来自农村，但在作文上是班里的标杆……从这天起，我开始知道了穿内裤的必要；从这天起，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刘惠云——男同学在下边耳语时，都不称呼她的名字而称呼她的绰号“刘白美”。

　　小学毕业，我到了东城内务部街的二中去读初中。在同班同学中遇到同乡谭霈生，我曾向他倾吐过这段丢人现眼的少年经历，以平息内心之痛。当时，我没有想到男女两性之间的任何问题，只是当作我的一次耻辱，直到我再次碰到她，我才感到她对我的真情：有一次学校春游颐和园，我们身旁一队胸前戴着女三中校徽的女学生，正好走在我们的身边。我刚迈过颐和园大门高高的门槛，就听见一声呼喊：“喂！前面走的是从维熙同学吗？”听声音有些耳熟，待我回过头来一看，脸立刻红涨起来——呼喊我的竟然是曾为我打抱不平的刘惠云。

　　我走出队列，心跳如同擂鼓地说：“是你，你考上女三中了？”

　　她两步追了上来：“你上了男二中了？”

　　两校同学对我们侧视而笑地走了过去，我和她落在了人流的后边。不知为什么，我不敢直视地看着她，因为当天她嫩白的脸，围着一条玫瑰红的围巾，与穿着一身黑色学生装的我，似乎是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两个落在队伍后边的人，大约走了几步路，我就向她表达了迟到的谢意：“在小学时，感谢你为我这个‘小土包子’说话！”

　　她说：“当年我所以为你鸣不平，因为我感到你比城市学生真诚。”

　　虽然此时天气还很凉，我的额头还是滴下汗珠，正当我用袖口擦汗的瞬间，她伸出手来低声说：“让我们握个手吧，我们还没握过手呢！”

　　在我和她握手的刹那间，我本能地朝队伍望去，看见同班同学都在回头看着我俩，我顿时不知所措了。我失礼地说：“同学们都在等我，我得去追赶队伍了，再见……”说完，转身就跑。她在我身后叮咛我说：“我知道你在二中上学了，我会给你写信的，你要注意查收信件……”

　　一幕颐和园巧遇的戏剧，虽然匆匆收场，但接踵上演的“糊涂梦”，使我内疚至今：春游归来不久，我当真接到了她的一封来信，信封上标注的地点是西四北大红罗厂她家的地址，信中除了回叙同学友情之外，还约我有时间能和她一块去看一场电影。她说不用我回她的信，请用电话回答她的邀请，她在信尾留下了她家的电话号码。我虽然属于不开窍型少年，但毕竟在北平耳濡目染了几年，仅从她家中装有电话，就可以断定她是官宦家庭的娇女——因为在1947年，电话还是个稀有物，同学们家中几乎没有装电话的。当时我就读的二中，只是在传达室装有一部供学生使用的电话。

　　记得，我给她回电话时，拨号的手一直在哆嗦。她在电话中显得异常兴奋，约我星期日在西单商场旁边的蟾宫电影院见面，那儿正在上演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立刻一头雾水，因为从我来到北平之后，还没有进过电影院。怎么办？不应下对不起她的真情，答应下来又觉得胆怯——因为在童贞年代，异性是充满了神秘感的不可知物——到了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说了声“好”。但应下约会之后，我便后悔了：我虽然身在名校二中，但除了作文达标之外，代数曾经得过零分,是班里理科的低能儿,这不是“红土”混充“朱砂”吗？

　　无奈之际,我只好又去求救于同乡学友谭霈生。他说他在颐和园,看见过她的形影,人长得漂亮不说,还曾对我有过恩惠,我没有理由逃避。我请求他陪我一起去蟾宫电影院,我再给他买一张电影票,以为我壮胆。霈生说：“这不是给人家下不来台吗,人家看中的是你,我去只会扫人家的兴,而成为你俩中间的‘绝缘体’。我不能去！”我缠着他死活不放,最后他出于乡友之情和少年时代的好奇,极为被动地应下在星期天与我一起去了蟾宫影院。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俩出现在她面前的情景：她蛾眉高挑生气地说：“票是事先买好的,现在没有票了,你们俩进去看电影吧,我家里还有事……”说罢,转身走了。

　　我的一场“糊涂梦”到此收场。后来听说在北平解放前夕,她随父母去了台湾。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谭霈生今天都已白头（他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已退休）,当我俩通电话时,我还不忘提及此事。我说：“你没忘我的那场‘糊涂梦’吧？”他答：“怎么能忘记呢,不怨天,也不怨地,怨我们在童真年代不懂爱情。我去了,真的充当了电流的‘绝缘体’了,欠下了人家的一片情！”

　　也算是命运的巧合吧,生活给了我一个补过的机会。1988年初,台湾诗人痖弦曾把一封向我约稿的信函,寄到了中国作协。当时他主编台湾《联合报》副刊,说要在春节期间,刊出大陆作家的专版,希望我能尽快给他写一篇文章。我苦思冥想了许久,突然忆起少年时不懂爱情的往事,便写了篇《寄梦》的文章给《联合报》。文章向我少年时代的刘惠云同学问好,祝福她事业有成并有个美满幸福的人生。到了一九九八年,中国作家一行出访宝岛台湾时,我还不忘向痖弦询及此事,他说《寄梦》的文章发表后,没有收到相关的回应,很可能她已然离开台湾,漫游到地球哪个国度去了。我说：“不论飘到哪儿,都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一片关爱弱者的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