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担心着，让她们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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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舞台美术，毕业以后就在一个杂志社里做服装编辑，留在了上海，在最热闹的地方租了间房子。从我家走出来，过一个路口就可以走到锦江迪生，往左拐走一站路便是恒隆广场，五分钟走到最常去吃夜宵的新旺茶餐厅，文艺青年和媒体编辑们常常聚会的咖啡馆就在隔壁弄堂里。爸爸妈妈在得知我毕业以后自己找房子住的时候，曾经很担心我的安全，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我住在淮海路的隔壁。”他们就放心了。我刚刚念大学那会儿，妈妈来看我，她陪我逛过淮海路，但是哪怕是作为考上大学的奖励，她都始终没有舍得帮我买下橱窗里那条贝纳通的裙子，她知道淮海路很热闹，很昂贵。

　　但是她不知道，我租下来的房子处于那无数条隐没于淮海路背后的弄堂里的一条。旧得不能再旧的老房子，楼下的厨房是公用的，木头楼梯又窄又破，现在基本都是以并没有便宜到哪里去的价格租给我这样的外乡人，大概是因为很多人像我们都觉得，这才是上海，王安忆《长恨歌》里的上海，局促，市民气，光鲜，虚荣。

　　搬家的第一天，我就在墙角发现了一只死老鼠，我觉得这仿佛就是一个下马威。

　　18岁之前我生活在江苏的一个小镇里，从来没有听说过哈根达斯，镇上只有一个K歌房，做过的最出格的事情也无非是跟表哥们逃课去打台球，100块钱就可以到最好的餐馆里去海吃一顿。那个小镇惟一出名的地方大概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洗头房。22岁以后我大学毕业继续呆在上海，破房子的房租花费了我一大半的工资，跟朋友们去唱歌，只能够去唱最便宜的午夜场。

　　我的其他同事几乎都是上海小姑娘。第一次在办公室里接到爸爸妈妈的电话，当我用家乡话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侧耳细听。后来有一天当我挂掉电话时，我的主任假装随意地跟我说：“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小一点。”我们的美容编辑却在旁边调侃说：“外地人讲话声音都很大的。”我当时差点就要拍桌子了，但是想想算了。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华丽的昂贵的衣服，我喜欢摄影棚里面的闪光灯，我喜欢涂抹在模特脸上和身体上的闪粉，为了这些，一切都可以忍耐。

　　我记得第一次去参加发布会的时候，穿着条破洞的牛仔裤，这是我整个大学期间最喜欢的一条裤子，买来花了200块，我在咖啡馆打工每个小时的工钱是12块。但是当我站在发布会现场的时候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很土，我拎着个很久没有洗过的环保袋，上面还有圆珠笔油漏出来的印子，而别的服装编辑们，都穿得比我得体，她们手里都拿着酒杯，我也想学她们的样子，却做不到她们这般镇定自若。大概是因为在自助酒桌边，我分不清这种酒和那种酒的区别，那个酒保用一种标准的刻薄微笑望着我说：“小姐，需要什么？”我叫不出任何一种酒的名字，只好说：“橙汁。”

　　杂志社很小，刚刚出来，几乎没有人听到过这本杂志的名字，但是那天我看到很多大牌杂志的编辑们。她们都彼此熟悉，谈论着上次去巴黎参加发布会时，看到的听到的八卦，谈论各个名牌的打折情况，我压根插不上话，被彻底地排斥在她们之外。每天回家时，我都会经过香奈儿的店，但从来没有走进去过，或许因为害怕被人辨别出来，辨别出来我用好多个月的工钱也买不起一只香奈儿包，辨别出来我其实并不属于这个大都市的，我是一个冒冒失失的闯入者而已。

　　跟那些从小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女孩们相比，跟那些家境优越的女孩们相比，很多东西我都学得太迟了。比如说那个总是揶揄我的美容编辑，她说她从1998年开始就是《ELLE》杂志的忠实读者，几乎每一期都会买。但是在我家的镇子上，一本《ELLE》曾经是多么稀奇和昂贵的东西，我只有曾经在图书馆里看到过两本过期杂志。我念不全那些服装设计师的名字，有时候我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只是一个滥竽充数者。记得那时候看到过别人评价中国的时尚编辑们说，虽然她们接触到的信息都是最新、最昂贵、最潮流的，但是却没有好好触摸到过一只香奈儿的手袋。这说的简直就是我。

　　但是比起她们来，我一定是最努力的那个。那些曾经不知道如何去念的品牌的名字，那些拗口的设计师的名字，我都用拼音一个个地标注好，我的笔记本上有所有一线品牌的明星设计师的名字，我查他们的简历，背他们的生平，整夜整夜地在网络上看他们的春夏系列，秋冬系列。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场学校里的升学考试，一无所知，惟有背水一战。每次被朋友们带去高级的法国餐厅或者意大利餐厅吃饭的时候，我看菜单总是要看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要把那些看不懂的菜名全部都记下来，这样下次与她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能够轻描淡写地报出那些菜名来，仿佛我有多么地熟悉这些似的。丝芙侬的服务员们大概都认识我了，我去那里试用各种各样的香水,分辨彼此间细微的差别,然后回家后在淘宝上买廉价的试用装。对,我跟她们一样瞧不起在淘宝上买假名牌的小白领们,但是香水,她们能够闻到的只是我常常更换着的香味,柑橘,佛手,麝香。

　　于是终于有一天,她们说：茉莉,我们都还以为你是上海人呢？仿佛这是多么大的称赞,我假装不在乎,但是其实我在乎,我在乎她们终于渐渐地接纳我,让我靠近她们,让我变成她们中的一员。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回姥姥家过年。姥姥家在乡下,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那里。现在大部分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都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也都跟我一样在大都市里生活。我很少回老家,虽然说也不过是坐辆长途汽车就可以到了,可是回到乡下以后的日子就变得非常漫长,难熬。整个冬天我妈妈为了省电都不肯开空调和暖气,我不得不终日穿着一件被子一样的羽绒大衣,到了晚上就冷得我膝盖疼。然后在饭桌上她跟家里的亲戚也会不停地挑剔我,责备我染头发,说我的假睫毛贴得太长,说我穿的衣服不好看,那件外套是我在I。T。买的,花的钱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家里没有网络,只能每天去网吧上网,网吧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台球房改的,让我感觉仿佛时空穿梭一般。

　　我过去的朋友们,我们依然会去K房里面唱歌,但是坐在那个弥漫着烟臭的破烂包厢里却纷纷都抱怨起来：怎么歌那么少,音响效果那么差,MTV还都是盗版的,根本就跟钱柜啊、好乐迪啊没有办法比的嘛。其实我们的心都已经不再属于这里了,我很少跟我在上海的朋友们说起我的家乡,因为我说了他们也记不住,他们永远记不住这个地名,甚至搞不清楚我到底是来自于江苏,还是浙江。

　　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在上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看起来是很小说的。比如说我每天下班后都还是会去过去打工的咖啡馆,不是因为小资情调,而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够有别的什么地方让我度过漫长的夜晚,至少那里有一些朋友在。而其他的所谓朋友都是在工作中认识的,摄影师、化妆师、媒体编辑、公关、模特。当我渐渐在工作中如鱼得水起来以后,我也会参加他们的派对,我也会化他们喜欢的妆,扮演酒屋小姐,明明没有去过香港,也可以跟他们讨论香港购物经,我用他们的语言说话,站在淮海路马路边抽烟,在酒吧里喝长岛冰茶到醉。

　　跟上她们的步伐,跟上她们的节奏。我总是在担心着,被她们看出来,我不属于她们,我不属于那个背着香奈儿包,换季的时候去巴黎和意大利购物的群体。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个空壳,害怕别人过分接近我,害怕任何人看到我卸妆以后的模样,不愿意给任何人看我来上海以前的照片,那个土丫头,是怎么样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正在变成一个跟她们一样的人,这其实让我既兴奋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