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可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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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自1949年第一次斩获诺贝尔奖以来，累计已有27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其实2000年前的获奖者，只占了1/3。

　　2001年，日本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对此争议不断。可从2001年到2018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个，计划进行时间尚未过半，已经完成了超出目标1/2的数量。

　　特殊的气质

　　对于201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据诺奖委员会的成员透露，76岁的他得知自己获奖时，表现得十分平静，甚至还有些害羞。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看到患者获救，比获得诺奖更开心。在“皆为利往”的时代，日本的科研者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2008年，日本的下村修因为阴差阳错发现并发展“绿色荧光蛋白”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

　　在他看来，获得这项殊荣不过是他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过程中，顺便完成的一件事情。

　　相较于上述两位，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的经历更有趣。

　　当时诺奖的报道一出，整个日本媒体陷入了“寻找田中耕一”的模式。似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数据库里也未曾录入过与他相关的信息。直到后来，人们发现，他只不过是一家企业里的无名小卒。

　　田中耕一不是什么专业教授，也不是硕士、博士出身，他不过是日本东北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毕业后，他一直在一家仪器制造会社担任电气工程师。获奖前，他甚至连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有发表过。人到中年，他才从电气转到化学领域，研究出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从而拿下了诺奖。

　　低学历、跨专业，从来都不是日本科研者自暴自弃的借口。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身份背景同样平淡无奇。他出生在日本一个小渔村，从小就被别人叫“笨小孩”，高考也只考上了排名一般的德岛大学。毕业之后，中村修二进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工作。也许是安于现状，中村修二最终就在这家公司安然地干到退休。

　　他在公司里研发的成果销量一般，经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饭”的，连上司都问他：“你怎么还没有辞职？”

　　满腔的怒气促使他开始不断努力，挑战一项看似无法达成的任务：开发高亮度蓝色的LED。在这项研究上，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却也有无数人失败而返。当所有人都觉得中村修二不行时，他只是回答“可以的”。

　　比起许多国家诺奖得主华丽的履历，日本的研究者们看似更接地气，他们出自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的背景。不那么完美的经历，更让人看到，日本在科研领域的国民精神。

　　神秘力量

　　让日本狂揽诺奖的科学活力，大多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

　　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是要保证获奖成就能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因此有延迟性和滞后性。

　　基础性研究成果由提出到被广泛认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检验，因此，许多科学家从发现成果到获奖要经历长达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21世纪诺奖的“井喷”，或许是几十年前的付出换来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1971年，又将投入目标提到3%。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2。11%，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

　　后来虽然遭遇经济停滞，但“失去的20年”也没有让日本研发经费的投入总量下跌。在充足的科研经费保障下，日本的科研环境也更自由。由于科学技术的基础计划由专业机构进行，高校老师不需过分担心因沒有科研成果受到惩罚。

　　科学家这一职业在日本受到尊重、工资待遇较好。日本的科研申报课题采用课题注册制，不用经过层层审批，保障其后续的研究经费很快就能拨款到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教育改革也打造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促进探索思维的养成，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更注重联系现实生活。在幼儿园、小学阶段重视与自然接触的生活经验，培养孩子的童趣与对自然的好奇。多位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都有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经历。

　　在课程设计方面，日本的教科书引入了很多国际知名的文学作品，同时注重科学精神，尊重个性，关注与世界的合作与和谐。日本的研究型大学更是学风开明、自由，不唯顶尖高校为尊，每个学校都有独特的底蕴和优势。

　　总体来说，充足的经费保障、民主的科研环境、开放的教育模式对日本“井喷式”的获诺贝尔奖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极致到矛盾的匠人精神

　　在日本文化中，有一种勇于创新、极致认真、脚踏实地、耐得住寂寞、确定一个目标就执行到底的匠人精神。

　　从小处看，匠人精神是一种对细节的严谨执着，对错误的正确态度。

　　一位留日的科研工作者说：“日本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的小组研讨会上，会非常细致认真地研讨错误出现的原因，但并不会对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评。”这种对待错误的严谨和对出错者的宽容，恰恰激励了人们更加重视错误，防止错误的再发生。

　　日本的科研工作者通常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为诺奖足足等了20年。在此前20多年的学术长跑里，他经历了种种挫折：博士毕业没工作、研究得不到支持、被迫转专业……但他仍坚持缩在实验室里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十年如一日”熬过枯燥的学术生涯。

　　当然，日本文化中，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矛盾。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深刻地阐述了日本文化中处处体现的这种现象。“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勇敢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

　　这种矛盾，也体现为高度重复的匠人精神同创新之间的矛盾。然而，正是匠人精神中矢志不渝的专注力量，才为创新发现时的灵光乍现提供了可能。

　　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之间的运筹帷幄，正演绎着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

　　“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看似急功近利，但同时，日本人已做好充分准备，并为此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