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工作，我不喜欢接受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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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确切地说，全是被里根的经济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爸爸是我们那栋楼里唯一的共和党党员。

　　但被污染的空气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得他头痛，还有，花粉也让他咳嗽。水果永远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树林和原野都到哪里去了？开头两年，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以提高他的英语水平。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也许我会把‘cat’拼出来，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

　　1983年春季的某个星期天，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我跟爸爸说等我5分钟，他耸耸肩。他当时在弗里蒙特某个加油站上班，那天正好休假。我看到他横跨弗里蒙特大道，走进一家杂货店，店主是一对年迈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白发苍苍，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病，先生则换过髋骨。

　　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悬疑小说，突然传来一声尖叫，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放下书，匆匆穿过马路，走进杂货店。我发现阮氏夫妇站在柜台后面，吓得脸如死灰、紧贴墙壁，阮先生双手抱着他的太太。店里，橙子散落一地，杂志架翻倒在地，一个装牛肉干的罐子被砸得粉碎。

　　原来爸爸想买橙子，身上却没有现金，他给阮先生开了一张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证件。“他想看我的证件，”爸爸咆哮道，“快两年了，我在这里买这些该死的水果，把钱放进他的口袋，这个狗杂碎居然要看我的证件！”

　　“爸爸，这又不是针对你。”我说，并朝阮氏夫妇挤出微笑，“他们理应查看证件的。”

　　“我不欢迎你来这里。”阮先生说，他站在他妻子身前，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后转向我，“你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但是你爸爸，他是一个疯子。这里再也不欢迎他。”

　　“他以为我是小偷吗？”爸爸抬高了声音说，外面围满了旁观的人，“这是个什么国家？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要叫警察。”阮太太说，她探出头来，“你快离开，要不我就喊警察了。”

　　“求求你，阮太太，别叫警察。我把他带回家，请别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带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说。他戴着金丝边眼镜，眼睛一直盯着爸爸。我拉着爸爸离开，他出来的时候踢飞了一本杂志。我让他在街边等我，然后转身回店里向阮氏夫妇道歉，告诉他们爸爸处境艰难。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了阮太太，告诉她估算一下损失了多少东西。“算好之后请打电话给我，我会赔偿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从我手里接过纸片，点点头。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时抖得厉害，这让我很生爸爸的气，他把一个老太太吓成这样。

　　“我爸爸仍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我解释说。

　　我想告诉他们，在喀布尔，我们折断树枝，拿它当信用卡。哈桑和我会拿着那根树枝到烤馕店去。店主用刀在樹枝上刻痕，划下一道，表示他从火焰升腾的烤炉中取了一个馕饼给我们。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树枝上的刻痕付钱给他——就是这样，没一点儿问题，不用身份证件。

　　但我没告诉他们。我感谢阮氏夫妇没叫警察，然后带爸爸回了家。我炖鸡脖子饭的时候，他在阳台抽烟生闷气。

　　那晚我们默默吃饭。爸爸只吃了两口，就把盘子推开了。

　　我的目光越过桌子，望着他，他的指甲开裂，被机油弄得脏兮兮的，他的手指被刮伤了，衣服散发出加油站的味道——尘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一个再婚的鳏夫，总会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怀念贾拉拉巴德的甘蔗地，还有帕格曼的花园。他怀念那些在他屋里进进出出的人，怀念索尔市集拥挤的通道，他走在那里，和他打招呼的人认得他、认得他的父亲、认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个祖宗的人，他们的过去交织在一起。

　　对我来说，美国是一个埋葬往事的地方。

　　对爸爸来说，这是一个哀悼过去的地方。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白沙瓦。”我看着玻璃杯里的冰块说道。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半年的光阴，等待移民局核发签证。我们那间满是尘灰的房子散发着脏袜子和猫粪的气味，但住在我们周围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认得他们。他会邀请整条走廊的邻居到家里吃晚饭，他们中多数都是等待签证的阿富汗人。当然，有人会带来手鼓，也有人带手风琴。茶泡好了，嗓子还可以的人会高歌一曲，直到太阳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边更开心，爸爸，那儿更有家的感觉。”我说。

　　“白沙瓦对我来说是好地方，但对你来说不是。”

　　“你在这儿工作太辛苦了。”

　　“现在还好啦。”他说，“再说，我又不是为了自己才让我们两个来到这里的，你知道吗？”

　　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学生哥儿的手，干净柔软；他的是劳动者的手，肮脏且长满老茧。我想起在喀布尔时，他给我买的那些卡车、火车玩具，还有自行车。如今，美国是爸爸送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

　　我们到美国一个月之后，爸爸在华盛顿大道找到工作，在一个阿富汗熟人开的加油站当助理——他从我们初到美国那天就开始找工作了。

　　每周六天，每天轮班十二个小时，爸爸给汽车加油、换油、擦洗风挡玻璃，还要收银。有好几次，我带午饭给他吃，发现他正在货架上找香烟，油污斑斑的柜台那端，有一个顾客在等候。在荧光灯的照射下，爸爸的脸扭曲而苍白。每次我走进去，门上的电铃会“叮咚叮咚”响，爸爸会抬起头，招招手，露出微笑。

　　被聘用那天，爸爸和我到圣何塞去找我们的移民资格审核官杜宾斯太太。她是一个很胖的黑人妇女，眼睛明亮，笑起来会有两个酒窝。爸爸将一叠食物券放在她的柜台上。“谢谢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说，“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国，我有工作。非常感谢，杜宾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欢接受施舍。”

　　杜宾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拿起来，看看我，又看看爸爸。“我干这行十五年了，从来没人拒绝我。”她说。就是这样，爸爸结束了在收银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济金买食物。爸爸走出福利办公室时，好像大病初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