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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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字是我最早认识的字，这和最初认课本上的“日月水火，人口手刀”不同。因为在我学龄前，就在铁路上看到“鸣”字，每隔一段一个，威严醒目地站在那里，仿佛等着我们像看火车一样去看它们。

　　铁路从我们村穿过，名曰“兰新铁路”。其实，“兰新公路”也从我们村和铁路并行着横穿而过。幼年时，我的印象里却只有火车。那家伙，来时冒着黑烟，喘着白气，“哐哐当当”，大地都在震颤。不像汽车，轻飘飘的，到你身边，忽地一下，刮风似的就过去了。

　　第一次近距离看火车，是在舅舅的背上，那可能是我刚会记事的时候。越过舅舅的肩膀，我看到铁道边每隔一段，就栽有一个刷了白漆的水泥桩，顶端是同样漆白的圆形或棱形的铁板，上面是一个黑色的“鸣”字，有的“鸣”字外边还加了圈，打了个斜杠。舅舅没念过几天书，把“鸣”当相声词“呜”，说意思让火车快跑。并学着火车来的样子，嘴里“呜——”着，背我跑起来。

　　火车这时候真的来了。远远地一声“呜”，远远地看见黑黢黢的，像一堵墙推过来了。我看到路基上的石子在抖动。我有些害怕，想让舅舅走下路基，离火车远一些。舅舅说，放心，我背着你呢！

　　这时候，火车就像个怪兽，震耳欲聋地吼叫着到了身边。我看到火车头那个窗口边，一个人坐着，看着前面，另一个人使劲往冒火的炉子里铲煤。“哐哐当当”的巨大声响，像是车头顶上发出的，又像来自那几个红色的大车轮，因为那声音和大轮子上推前拉后运动的“手臂”很合拍。等车头过去，后面的车厢或油罐，声响就没那么大了。完全一样大小的车轮，在铁轨上滑过，有节奏地发出“咔哒”声，还时不时擦出一星半点火花。

　　舅舅家住在距离铁路约100米的地方。晚上，火车来时，舅家桌上的茶碗等一应家什，就像舞会开始了一样，要跳上一阵。舅家的人，能从声音和东西跳动的幅度，判断出是货车还是客车，并且能说出大约有几节车厢。我曾悄悄跑到外面，数着过往的车皮印证过，结果每次都没有错。

　　舅家旁边有个小站，叫七里堡。每天早晚，有两趟客车在这里停靠。有时晚上，我就缠着舅舅带我去看那只停两分钟的客车。那时，我们那个地方还不通电。我家和舅家都靠煤油灯照明。因此，火车里明亮的电灯，让我既感到新鲜又觉得温暖。

　　站台下面，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里面两幢红色房子，在我的眼里，就像童话中的宫殿。红房子是用清一色红砖砌的墙，“人”字形屋顶上铺着红瓦，所有的窗子都镶了玻璃，同我们那一带人家居住的泥土打墙、泥巴抹顶、窗户上糊层旧报纸的半边，简直判若天壤。十几个照看车站和巡道的工人及他们的家属住在里面。

　　在站台上，能看到院子里的一切。一个早晨，我第一次从那里看到红房子里的人，蹲在自家门前刷牙时，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干啥。旁边走过一个捡粪的老头，像是给我说，又像自言自语：“晚上吃啥了，大清早洗一嘴的白！”

　　我刚上初中就在我们那些农村学生中，第一个刷牙，可能与那天看到的小站上的人刷牙有关。但那天我不是去看他们刷牙的，我想等着手提红灯的工人走出来，看一看那个和我们家的马灯极像的东西，怎么会变出红绿黄三种光来。舅舅知道了我的心思后说，哪天我给你借一个来，你看个够。后来，我们大队要演《红灯记》，我的堂姑在戏里扮演李铁梅。舅舅就从小站上借了一盏红灯。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我稍大一点能认得路了，妈妈就经常打发我去舅家，有时候是玩，更多的时候是借粮食。我们家人口多，父母虽然没明没黑地给生产队干活，可年终结算时还是欠生产队的钱，头年分的粮食就经常吃不到来年新麦下来。舅家靠那个小站，能偷偷卖点煮鸡蛋或煮玉米、土豆什么的，日子要比我们家好。

　　我沿铁道去舅家的路上，大多都饿着肚子，可却总是快乐地在铁轨下躺着的枕木上跳着前行。有时我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远处有无火车开来。有时则将一根铁钉或一截铁丝，放在轨道接头处，让滚滚而过的车轮辗成一把小刀。两条平行的在阳光下放射着耀目光芒的铁轨，从我身后的地平线上蜿蜒而来，又从我的脚下向前方极目处的天地间延伸而去，我总觉得前后两头都很神秘。有一天，我意外地到了这两头，可更远处的神秘，又潜伏在了我的心里。

　　那一天，村里几个小伙子要去七里堡的前一站——黄羊镇，我死磨硬缠跟着他们到了那个火车站。其实，黄羊镇也是个小站，仅有四股道，一个不大的站台和一个简陋的候车室。可当时在我眼里，那已经相当有规模了。一整天，我们都泡在车站上，学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那些英雄，从停着的或刚开动的车上，钻上跳下。车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也不管，任由我们胡来。到了傍晚，那趟每天从舅舅家边上通过的客车驶进站时，听说车上有铁路局的电影队，要到七里堡那边的头坝河车站放电影。于是，我们偷偷摸摸上了那趟火车。火车到七里堡站时，天已全黑，我伸长脖子望着车外，希望能看到舅舅，看到他发现我在火车上时脸上的那种惊喜。可结果除了黑夜里一星半点的灯光，我什么也没看到。

　　一路上，我的眼睛也无暇太多顾及窗外。车厢里明亮电灯光下的一切，对我这个第一次还是逃票上车的小乘客来说，都是那么的新奇。

　　从黄羊镇到头坝河，火车大约跑了半小时。记得那晚的电影是《铁道卫士》，银幕就挂在站台上的两根电线杆上。只要有火车进站，灯光照在银幕上，就看不到内容了。火车过去了，大家要求放电影的再把刚才没看到的重放一遍。这样下来，电影散场时已到半夜。

　　第二天，我们把所见所闻加上绘声绘色的修饰语调，说给村里人听时，我从他们的眼神和脸上看出他们喜欢听这些，他们需要这些来自村庄之外的东西让自己沉寂苦闷的生活，有一点亮色，有一点味道。那一天，任生产队长的父亲，听着我们的讲述，第一次没有因为我不经他同意就擅自一整天离家不归而责骂我。他狠劲地吸着旱烟，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父亲那天想的是唱戏。这年的腊月，父亲带头，村上和邻村的一些人排演《红灯记》，我的堂姑扮演李铁梅。受父亲的派遣，我又沿着铁路到舅家借红灯。舅舅跟七里堡车站的人混得都很熟，很快就将红灯借来了。当我清楚红灯的彩光变幻是不同色彩的玻璃片所致时，我对事物的好奇心理，从那时起被强化了。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知道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上了我那扮演铁梅的堂姑，后来赤脚医生果然就成了我的姑夫。我缠着小叔带我到了省城当军官的三叔那里，知道外面还有那样一个世界。

　　妈妈后来说，我的心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野了。学校一放假，我就想尽各种办法坐火车去一趟省城。大多时候，名义上是给转业到兰州工作的三叔送老家的面粉，实际上是想获取我们生活的那个乡村不能给我的东西。有一年寒假，我又扛了一袋面粉去七里堡坐火车。记得那天很冷，火车来时天已尽黑，因为车上没人下来，列车员就没开门。眼看火车要开了，我心一横，把面袋子放在登车的踏板上，双手抓住车门外把手就扒了上去。火车开了，且越开越快。我当时想，只要不松手，到下一站黄羊镇就没问题了，却没想手若冻缰或是没抓牢的后果。也是我造化大，不等有什么后果，有人从车窗看到了我，叫来列车员打开车门，骂骂咧咧把我拉进了车厢。

　　火车载着我到省城，让我经见了不少世面，也知道了不少东西，而且还认识并爱上了我现在的妻子。火车载着我参军到部队，让我在这所大学校里，由一名农村入伍的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个优秀军队新闻干部……

　　火车把我带离了故土，火车又把我和故土紧紧相连。每年春节，我都携妻带子乘火车回到我家乡的小村里，和父母、兄弟姐妹及村人度过这个充满我们河西风俗特色的年节。那短短的五六天里，村里不少人天天聚集我家，把酒问盏，说城事，话桑麻，他们知道了我生活的城市的一些新鲜事，我也知道了他们各自家中的情况。记得有天晚上，酒终人散，我那个演过铁梅的堂姑，犹犹豫豫地悄悄问了我两个问题：城里男人经常打老婆吗？像她这般年龄的人还兴离婚么？当时，我很诧异堂姑问这样的问题，要知道她已有了两个孩子，堂姑夫也不再是当初的赤脚医生，而成了一家医院的院长，且医术在方圆几十里都赫赫有名。在我的家乡农村，像这样的家庭可是很受人羡慕的。

　　那天，堂姑听了我的回答，嘴里念叨着“你们城里人活得才像个人”走后，母亲告诉我堂姑和姑夫长期不和，经常打架。我们那一带农村，两口子吵嘴打架不断却过了一辈子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对堂姑问那些问题，我也就没去多想。可半年后，父母来西安我的家里小住，却带来了堂姑卧轨自尽的消息。堂姑是又一次和堂姑夫打架后跑向铁路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堂姑生活在一个幸福家庭里，没有人相信她会寻短见，也就没有人去把她挡住。

　　至今提及此事，我还在想，如果那天我好好和堂姑聊一聊，帮她化解心中郁积的苦闷，甚至帮她出点今后生活的主意，说不定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可……可后来，她的妯娌也就是堂姑夫的弟媳妇，也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在堂姑走了的地方，扑向飞驰而来的火车……

　　这两年，高速公路通到了我的家乡，我回乡已很少乘火车。舅舅说，经过他家旁边的铁道已改为复线，且为提速后行车安全，两边都拉了铁丝网，防止人畜上路基。七里堡小站也不再停车。满头华发的舅舅为此很失望：不能再向那趟停靠的列车兜售他的土特产了。但我听了，心里却很高兴：村里再有堂姑妯娌一样的人，靠近飞驰的火车怕是不大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