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里装下十四家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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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换生将拉板车的绳套到肩上，双手捧到嘴前，在手心狠狠地啐了口唾沫，“啊”的一声压下车把，把2500多斤的药材使劲往前拉。在三公里外的市场卸完货，他拿到两块钱。很快，人们都围过来看，车换生把皱巴巴的两块钱不断地从口袋里掏出来再装进去，装进去再掏出来。围上来的人里，有的已经守了十天没揽到活儿了。

　　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默默地观察着这个甘肃岷县农民，他偶尔举起相机，又时常低下头在纸上写些什么。

　　这个人是陈庆港，目前供职于《浙江日报》。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陈庆港每年辗转在中西部，跟踪十四户贫困农民，如今他出版了《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

　　《十四家》不像一般的畅销书，给人带来阅读的快感，有网友说书很沉重，甚至没有勇气一直读下去。有人在微博上说：“看《十四家》有巨大的悲伤和不相信。”“在2000年还有贫困山区的农民要出门讨饭半年，田地里种的粮食不够一家人口粮。我反复地问：这是真的么？问完又想大巴掌抽自己：装什么萌。”

　　十四户人家，都处在中国中西部最贫穷的地方。十年间，每年陈庆港循着“一条最经济最节省的路线”来到这十四家。他以杭州为起点，坐飞机到太原，然后租车去临汾，过黄河就是陕西了，再从西安坐火车到达甘肃，武山县有火车经过。从甘肃宕昌翻过腊子口，一路往南经过四川进入云南，然后就是贵州，从贵州再回到昆明，从昆明飞回杭州。

　　“每次去这十四户人家，基本上可以坐遍目前中国大地上正在使用着的所有类型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大巴、中巴、牛车、马车、人力车，再骑马、步行……雪后进村最狼狈，乡间小路泥泞，走上个几小时也不稀奇。”他说。

　　大学毕业后就当记者，遇到突发事件时，陈庆港习惯于赶赴现场。他在汶川特大地震时拍的作品《走出北川》获得“荷赛”突发新闻类单幅作品一等奖。

　　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一次一上路就是十年。如果非要说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他说，是1998年在陕北一个村庄采风，拍了一组村学校条件很差，村民很穷的照片。那也是他第一次目击贫困：“那种贫困用语言很难描述得出来。什么都没有，真的是家徒四壁，甚至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仍然还不够。在这之前我没见过那么穷的地方和那么穷的人。当时我就像是被一拳重重打在脸上。”

　　后来这组照片在南京办了展览。展览很成功，那个村得到了社会上的帮助。

　　展览后数百封信飞向陈庆港，大部分信都有同一个主题——希望陈庆港到他们那里看看，帮助那里的孩子筹点学费。

　　这些来信让“城里人”陈庆港疑惑，中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穷的地方，这样的农村到底穷成什么样？于是，陈庆港给民政部写信，希望得到一份当年中国贫困县的资料，没想到，他很快就收到了资料。“我选了一些地方，一开始几十家，上百户地跑。跑不过来呀，我的精力实力只能让我老老实实地完成十四家。”

　　他把他的ＭＳＮ签名改成了“在路上”，十年间未曾变过。

　　2000年，陈庆港到了甘肃宕昌县的毛羽山乡邓家村，61岁的郭霞翠老太拉着他说家里的屋子快塌了，要他去看一看。“她坚信我是政府派来的。看着她祈望的眼神，我就跟去了她家，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土坯房，破败不堪。我一时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在郭霞翠家的土房子里，陈庆港在火塘边坐下，郭霞翠烧了一碗洋芋面汤给客人，屋里太小，木柴烧起来屋里全是烟，陈庆港眼睛被熏得睁不开，只好走到屋外避一会儿。喝下那碗洋芋面汤，郭霞翠和她有眼病的儿子就成为《十四家》中的一户。“选择十四户人家时，并没有什么刻意的想法，有时候就是走进村里，见到一户，推门走进去，就住下了。”

　　他的镜头里，这十四家关心的问题是：晚饭到底是去挖地里的洋芋种子吃，还是到邻村去讨？到底是进城去卖血给孩子交学费，还是从此让孩子去放羊不再去学堂？家里的那几块钱，到底是该给妻子去买药，还是去扯块布把女儿露着大腿的裤子补上？

　　他记录着，车虎生夫妻俩靠卖豆粉过活，那是个累死人的活儿，赚钱很少很少。车换生的老婆曾经把裤腿卷起来让我看她腿上的伤疤，那是以前讨饭时被狗咬的。车换生拉架子车，才挣两块钱还不是天天能挣到，比乞讨苦多了，但他还是干。我觉得只要能靠劳动来养活自己，他们都不会主动选择乞讨。

　　车换生家里只有一亩地，地里收的粮食勉强够全家三个月的口粮。因为碗不够，所以每次吃饭时总是女人看着爷儿仨先吃，等他们吃完后她再吃。”

　　在陈庆港看来，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甘肃岷县乞讨致富多是传说，个中辛酸大于神话，“我是没有见过用乞讨的钱盖房子的。”

　　十年里，陈庆港记录下的十四户人家的粮食是洋芋、苞米。偶尔有细粮，面条，苞米饭，算是招待陈庆港。吃苞米饭时，陈庆港需要一边喝汤才能吃下，要不总被碾碎的苞米呛了嗓子。

　　单调寡淡的食物时常让陈庆港“罪恶地”想着快点结束采访，好到县里打顿牙祭。“我一天两天吃洋芋没有问题，实在咽不下，暂时的饥饿也可以忍，但他们一辈子都陷入这样的情境。”

　　采访这些人家时，陈庆港通常也只睡在自备的睡袋里，不是生分了，山里人也不来个人，啥也没多余的，临时添个碗都没有。

　　在许多地方，陈庆港发现化肥袋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被村民开发成了被子、衣服、蚊帐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被子，化肥袋子，里面胡乱塞点东西，缝起来就成了被子，因为太硬不贴身，睡觉时上面还得再压点东西。”

　　他说，真相就像洋葱被一层层剥开，让人泪流满面：现在的中国，不仅有21世纪，还有20世纪、19世纪、18世纪。

　　和十四户人家处熟了，陈庆港也跟他们说城里的高房价。“其实村里人挺朴实的，不会去奢望城里人的生活，他们从内心认定无论是房子、车子还是别的，那是你们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无关。

　　每回陈庆港离开居住的老乡家，都会留点儿钱。村民们都会拒绝，但最终收下。

　　2010年，陈庆港最后一次去郭霞翠家，陈庆港照例要留下钱，这回郭霞翠死活不要：“我有钱。”老太太坚持着。

　　“我想她可能真的有钱，因为她刚从兰州讨饭回来。她拍着自己的衣服口袋很干脆地对我说，我有钱！她的口袋里有在兰州乞讨两个月得来的600元钱。”

　　刚进那些村子时，农民当他是记者，跟他喊冤递状子；后来大家当他是亲戚，是村里的一块石头。

　　陈庆港时常接到他们的电话，很多时候只是简单地说一声，“叔，我在×××打工呢。”

　　有红白事的，有时也给陈庆港打个电话通知一下，他们把陈庆港当成了家人。

　　在这十四户人家的眼里，陈庆港是有钱也很有路子的。陈庆港说，真没有，但真希望有。

　　他采访的十四户人家中，贵州省毕节市朱昌镇朱昌村七组翟益伟今年41岁，在陈庆港看来翟益伟精明能干，很早就从家乡出来在深圳打工，人成熟也很拼命，他也愿意奉出自己的所有来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没有，他的命运还是没有真正改变。也许十年二十年还是无法改变。”

　　2009年，在深圳打工的翟益伟发生车祸，七根肋骨骨折，腿上还有一外伤，老板逃跑了。翟益伟打电话给陈庆港求助，陈庆港辗转通过深圳媒体帮助找到了老板，赔了钱。但是受伤的翟益伟只能回乡养伤，女人留在深圳继续打工。2010年，翟益伟跟着朋友去缅甸闯生活去了。陈庆港感慨：他期许的那个美好未来，是不是永远是个梦呢？

　　十年的体验，让陈庆港对于贫穷的认识，从以前简单化的描述：没饭吃，没衣穿，变成更具体的人物和场景，“我更能感受到因为贫困给他们内心带来的不安全感。”

　　但这些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却珍惜生活中的一点点改变。

　　陈庆港打心眼儿里觉得这十四家的10年生活没什么根本的变化，吃的还是洋芋苞米，住的还是那个样子。“我总想，这日子怎么过！”

　　但每一年，每一户都会对陈庆港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

　　“我们已经习惯从东往西看中国，这样看到的中国金碧辉煌，繁花似锦，高耸入云的大厦遮去了它身后的一切。《十四家》让你从西往东看一下中国，这样看到的中国还有太多触目惊心的贫穷，而富丽堂皇的东部，只是这幅贫穷巨画上的一抹远在天边的模糊背景。”陈庆港说。

　　在自己的博客里，他引用了苏珊·桑塔格的话——“摄影是通向真实的方式而不是结果，它丈量着世界的广度和内心的深渊。”

　　他的摄影全部采用了黑白底色，有同行说这样的处理“去除一切噪音，直截了当，将事实如数奉上”。有人评价“陈庆港用文字和图片铸就了一颗生铁秤砣，四两拨千斤，压住了整个国家的虚妄与轻狂，让那根标示财富的秤杆不致翘得过高，一直戳到天上去。”“捧着这册书，就像捧着一颗跳动的心脏。”

　　如今，每次乘坐在向西航行的飞机上，他都会想，云层下，那绵绵无际的高原上，是否正开遍了洋芋花？洋芋花贫贱，但顽强。

　　在杭州，他常跟人说：“洋芋花开赛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