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得最好的失败者

tongzhuan365

　　校长博克，前任校长鲁登斯坦，接任校长福斯特，校董事会的各位董事，校务监督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各位老师，各位家长，特别是，诸位毕业生：

　　我一直等了３０多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爸，我老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感谢哈佛即时地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译者注：2008年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大学学历，这真是不错啊。

　　我为在座的各位毕业生而鼓掌，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轻松多了。而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特殊的学生在此致辞——在所有的失败者中，我做得最好。

　　同时，我也想让大家知道，我就是那个让史蒂夫。

　　此刻身处校园的我们，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痛彻心扉，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要如何应对，我们将立即行动。

　　需要我们去消除的屏障，并非人类的冷漠无情，而是世界的纷繁复杂。

　　要把关心转为行动，我们需要发现问题，找到方法，评估后果。但是纷繁复杂的世界阻挡了我们的脚步，以上的三个步骤不能得以实施。

　　即使有了互联网的出现和全天候的新闻播报，要让人们发现问题的真实面貌，仍然是相当艰巨。如果有一架飞机坠毁，政府官员就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故。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于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全世界死于可避免事故中的所有人，只有0。5%的人在这次飞机事故中罹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彻底调查这0。5%的死亡原因。”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避免的死亡事件。

　　对这些死亡事件，我们知之甚少。媒体总是报告新闻，但是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新闻是在事件的幕后，这很容易被忽视。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的真相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去关注这些事件。问题是如此之复杂，我们也束手无策，要直面这样的灾难就显得相当困难，所以我们就对此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就算我们真正能发现问题，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走出一条捷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我们有一个明确可行的方案，那么无论何时，当任何组织和个人来询问“我该怎么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这样，我们就充分发挥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爱之情。但是，纷繁的世界使得我们很难找出一条适合每一位善者的行动方针，这样一来，人类对他人的关爱往往很难奏效。

　　要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走出一条捷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最理想的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这项技术是复杂如药物，还是简单如蚊帐。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其总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和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工作很可能需要十几年，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利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要实现让人们避免危险行为这一目标，上述四步依然适用，可以再次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问题是，我们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永远不能停止行动，永远不能重蹈覆辙，犯下20世纪在应对疟疾和肺结核时的同样错误，那时我们臣服于这个复杂的社会，从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在发现问题并且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剩下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分享成败经验，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努力去惠及他人。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正为几百万儿童接种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这种患病儿童的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关键，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而且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资助。

　　但是，如果你还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就会让其他人感受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身处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会议，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如何挽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要把这种激动放大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会议，乏味到我不想再听下去。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当时有些人激动得又蹦又叫。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并且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他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对此，我依然乐观。没错，不平等现象一直存在，但是有一些新技术，能够带领我们走出世界的纷扰。这些新技术才刚刚出现，它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关爱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未来之所以有别于过去的原因所在。

　　当今世界，技术革新，不断涌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给我们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机会，以消除赤贫，根除一些疾病导致的无谓的死亡。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项计划，帮助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在于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源源不断地向公众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百姓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透明、距离更近。

　　低成本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全新的机会。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在于它跨越了距离，使得天涯犹若比邻。它还汇聚了英才，为共同理想而一起奋斗——这就能促进革新，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不能参与讨论——那些具有实践经验和相关经历的杰出人才，却没有办法磨砺他们的才智，发挥他们思想。

　　我们需要尽力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掌握这一新技术，因为这些进步会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不仅仅能够让政府，还能够让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发现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评估他们努力的结果，从而去解决那些马歇尔早在六十年前就谈到过的所有问题——饥饿、贫穷和绝望。

　　在座的所有哈佛人，你们都是全世界的精英，今天汇集在此。

　　我们为什么而来？

　　毫无疑问，哈佛的师生、哈佛的校友和哈佛的资助者已经尽力改善了在座各位的生活，也改善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哈佛人能够将他们的才智奉献出来吗？哈佛人能够改善那些甚至没有闻“哈佛”之名的人们的生活吗？

　　各位院长，各位教授，你们是哈佛知识分子的领袖，请允许我提出一个请求——当你们雇用新任教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全部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哈佛是否鼓励其教师去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哈佛的学生是否了解全球性的贫困？是否了解世界性的饥荒？是否了解水资源的缺乏？是否了解辍学的女童？是否了解那些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

　　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们，你们是否了解那些含辛茹苦的人民？

　　我并不是在设问，请用你行动的方针来做答。

　　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我母亲备感自豪，但她一直敦促我，要为他人谋取更多的福祉。在我结婚典礼的前几天，她特意主持了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信，是写给梅林达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题。那时，我母亲已经因癌症而病入膏肓，但她还是抓住了一线机会，传播她的信念。在信的结尾，她写道：“天赋于斯，大任在肩，得到越多，期望更大。”

　　在座各位，请想一想吧，你们得到了什么——天才、特权、机遇——既如此，全世界的人都在期望，期望我们做出无穷无尽的贡献。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勉励各位毕业生去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去解决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然后把自己变成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以此作为你职业的目标，你将脱颖而出。但是，你不可以仅仅为扩大影响而为。你可以一周花几个小时，从日益壮大的互联网上获得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之所在，找到解决困难的捷径。

　　不要让这个复杂的世界阻碍了你前进的脚步。做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就你生命历程中的最辉煌。

　　诸位毕业生，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了我们那时未曾拥有的技术，你们认识到了我们那时未曾认识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既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你弃之不管，你可能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那些人的生活。既然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就应该争朝夕，谋长远，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既知之，怎能无动于衷？

　　我希望，30年后，你们再到哈佛，回想你们用青春和才智换来的一切。我希望各位，在那个时候，你们不仅仅用自己专业成就来衡量自己；还要用你们如何为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的努力来衡量自己；还要用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的世人来衡量自己；他们与你们，或许无一点相似，但他们都是人类。

　　祝福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