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父亲用生命为我打造明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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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写我的父亲吧，他太伟大了。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异了，我与父亲相依为命。他用生命为我打造了一条明星路。”

　　为了歌唱，父亲跪着为我求情

　　我出生于青岛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纺织工人，我在家排行老三，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小学四年级时，父母因性格不合而平静地分手了，我和姐姐判给了父亲。由于姐姐去沂蒙山支边，就只剩我和父亲相依为命。家庭的不幸使我变得内向、沉默、脆弱，但父亲却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

　　那时，家里没有房子，我和父亲住在他那间8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室外面全是煤，还有好多节废车皮，父亲在门前搭个炉子生火做饭。他在车站担任货运部主任，工作很忙，往往饭只吃了一半，就匆匆忙忙去清点货物。晚上回家，他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辅导我功课。不知有多少次，父亲检查着我的作业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

　　我从小喜欢唱歌，小学三年级时就成为市少年合唱团的成员，并多次担任领唱。每天，我上午上课，下午去合唱团排练。星期天也常常有演出。合唱团离家较远，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送我，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父亲工作任务很繁重，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每次都是心急火燎的。那天，他骑车拐弯时，被一辆三轮车挂倒在地。父亲顾不上与车主理论，爬起来就走。来到合唱团时，我看见父亲的裤腿被鲜血染红了，他挽起裤腿一看，左腿被剐掉了一大片皮肉。父亲上医院只简单地包扎一下就完事了，连药也舍不得吃。他工资不高，要负担我和姐姐的学费，还要给安徽老家寄钱，担子很重。

　　那时候我迷上了手风琴，吵着要父亲买，父亲实在没有多余的钱，总哄我说下次买。那次演出，我要边弹手风琴边唱歌，父亲这才急急忙忙去向同事借钱。天黑时分，父亲回来了，说丢失了重要的东西，拿起手电筒就走了。很久，父亲才回来，我问他找到了没有，父亲点点头，笑得很苦涩。他慢慢地伸开攥紧的拳头，手掌上静静地躺着一枚伍分硬币。我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

　　1984年高中毕业，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和山东音乐学院，均名落孙山。这年，中央电视台招播音员，我报了名。在1000多名应试者中，最后只剩下我和青岛电视台的王宁，最终王宁淘汰了我。父亲要我去当兵。他一辈子最看重军人，年轻时，他没能穿上军装，很希望我能圆他的梦。我体验通过了，表也填了，但最后还是被刷了下来。父亲很伤心。

　　那段日子，我十分郁闷，想到自己缥缈的前途就忍不住落泪。父亲怕我憋出病来，提前6年办理退休手续，让我顶替他当了一名铁路工人。

　　我被分在货运站列车编组，工作简单而枯燥。业余时间，我每分钟都被音乐占据着，不是听磁带，就是边弹吉他边唱歌。每每这时，父亲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我面前痴痴地听。1987年，我写了一首歌《小站的回忆》，参加全国铁道部主办的“建设者之歌”文艺汇演，获创作一等奖。1989年，我又荣获“建设者之歌”文艺汇演演唱一等奖。此后，我频繁地参赛和演出，往往一走就是一两个月。单位有意见，要开除我。父亲哀求领导说：“看在我是个老铁路的面子上，给胜利（我的小名）开开绿灯吧。他走了，他的活我替他干，我们父子俩不要分文工资，只求保留他的编制。”领导不同意，父亲“咚”地一下给领导跪下了，领导只好答应他的请求。父亲老实巴交，一辈子没求过人，这次即便是为了儿子，他也觉得心痛难忍，一夜未眠。

　　1990年，我调到青岛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同年，我参加全国音乐杯通俗歌手电视大奖赛，勇夺第一名。当时的评委付林老师对我说：“你有潜力，不妨来北京发展，这里机会比较多。”金铁林老师干脆说：“你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来北京发展。”我很矛盾，要去北京，就得辞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多么不容易！然而，不去北京，我会遗憾一辈子。我把想法告诉了父亲，他不说话，只大颗大颗地掉泪。良久，父亲抬起头，说：“我知道你心野了，你想去北京就去吧……”我一把抱紧父亲，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一夜醒来，我看见父亲头上白了许多头发，步履也显得老态。“事在人为。能唱出来更好，唱不出来就回家。”临走时父亲这样对我说。

　　闯荡北京，有父爱相伴

　　1990年年底，我怀揣着梦想来到北京。残酷的现实把我的明星梦击得粉碎。苦挨两个月，我竟连一份歌手的工作都找不到。后来，在金铁林老师的推介下，我到一家著名的唱片公司做签约歌手。这个公司曾培养了刘欢、范琳琳等一大批著名歌星，根本不把我这个刚入道的无名小卒放在眼里。但为了父亲，为了歌唱事业，我默默地忍受着。

　　不久，因为种种原因，公司解散了，我又失去了工作。为了省钱，我租了间用木板搭起来的工棚。夜里，老鼠四处乱窜，抓破了我的脸。一日三餐，我靠方便面度日。每天不停地为工作奔波忙碌，但毫无结果。那天晚上，我疲惫地回到家，见门虚掩着，屋里一片狼藉，预备缴房租的几百元钱被小偷偷走了，我摸摸口袋，还剩下2元4角钱。

　　两天后，我背着编织袋，孤独地站在立交桥上，不知何去何从。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雨丝，淋湿了我的衣服。我在街头孤独地走着，不觉来到了一位朋友的家门前，他接纳了我。

　　没想到父亲辗转找到了我：“这几天眼皮老是跳，就知道你会有事。”见我落魄潦倒的样子，父亲很伤心，劝我回去。他这样为我设计未来：回青岛开个小商店，白天做生意，夜里到歌厅唱歌，娶妻生子，安度一生。我说不成功决不回青岛。父亲没有坚持，临走时为我租了房，还给我1000元钱。

　　回去后，父亲又给我寄来500元钱。父亲全靠每月8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爷爷奶奶要赡养，日子过得特别艰难。为了挣点外快，他夜里给一家建筑工地守材料，风里来，雨里去，洒下几多辛酸和汗水。

　　渐渐地，我在圈子里有了些名气。1991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中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全国“成才之路杯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一举夺得金奖。1992年，我又荣获“五洲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组第一名。比赛结果公布后，父亲又是放鞭炮，又是给邻居发喜糖，并给我拍来电报：爸爸为你自豪。其实，有这样的父亲，他是我的幸运和自豪。

　　第二年，我准备把自己演唱的《唐人街》拍成MTV，可拍MTV要投入10多万元。圈内许多人劝我：“你太冒险了，万一没唱红，10多万元不都打了水漂？”是啊，万一没唱红，背着10多万元的债务怎么办？我陷入深深的烦恼中。父亲劝我：“我相信你的选择。看准了的事，就大胆去做。万一失败了，我与你一起承担。”父亲给我寄来了3万元。捧着父亲一辈子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我心如刀割。我发誓一定要成功，让父亲过上幸福的日子。

　　《唐人街》尽管没有传唱开来，但还是提高了我的知名度。在父亲、姐姐和好友的帮助下，我很快还清了债务。1993年，我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春节联欢晚会，与杭天棋、胡月一起演唱《东方之光》。父亲逢人便说：“我家胜利出息了，上了春节晚会。”

　　不久，许多文艺团体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最终选择了武警文工团，成了一名军旅歌手，圆了父亲年轻时的军人梦。那年中秋节，我回青岛电视台参加晚会，顺便回家看望父亲。见我穿上军装，父亲高兴得老泪纵横，说我为他争了光。

　　为了让父亲高兴，每次回家我都穿上军装。1995年8月父亲生日那天，我回去看他，发现父亲把历年来各种电视报上预告我参加晚会和活动的节目名单，全部用红笔勾出来，各种报纸杂志刊发关于我的文章，父亲都剪下来，粘贴在一个本子上。磁带上凡有我唱的歌，他全都买下来，标上歌名。我参加的所有演出，只要是电视转播的，父亲都录了下来，并注明我唱的歌名、我的发型、我穿的衣服和鞋子。姐姐告诉我，父亲每晚都要看我的照片、听我的歌才能入眠。我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常回家看看》，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1995年6月的一天，父亲突发脑溢血，得了中风。我匆匆赶回家，扑在父亲床前失声痛哭。父亲抖抖索索地伸出手，摸摸我的头发说：“别伤心，好好唱歌，我有信心恢复过来。我还想要你陪我去长城走走呢。”父亲的话更勾起了我的伤心。父亲去长城这个小小的愿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在我最潦倒的时候，父亲来北京看我，父亲几次表示想到八达岭去看看长城，我都以没有心情为由推托了。随着在歌坛地位的不断巩固，我的事业步入了一片坦途，可又实在太忙。我告诉父亲：“爸爸，明年是你60大寿，我一定陪你去看长城。”父亲说：“你实在太忙就算了，我在电视里照样可以看到长城。”说得我鼻子发酸。

　　我请了当地最好的医生，还托朋友买了一些昂贵的进口药。各种补药和补品我也买了一大堆，可父亲什么也咽不下。短短半年时间，父亲75公斤的身体瘦得只剩下31公斤，像个骷髅，十分骇人。父亲很痛苦，在病床上整天靠我的歌声和录像带打发日子。

　　1996年“八一”建军节，我在青岛电视台录节目，天天用汽车载着父亲出去玩。我把他放在车后座，父亲头靠着枕头，斜卧在沙发垫上，来到海边看风光。那时父亲手脚已不能动，不能说话，咽东西都困难。但父亲很兴奋，每看到一样新奇的东西就点头。

　　1997年，我演唱的歌曲《愚公移山》得到圈内人士的一致好评，我准备再次拍成MTV。这次请的乐队、策划、导演都是一流的，至少要投入30万元。当时反对的人也不少。姐姐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他提示姐姐在纸上写道：父亲支持你，不要再给我买药。结果，《愚公移山》一举夺得全国MTV大赛金奖，迅速在神州大地传唱开来。我的事业又上了一个台阶。

　　1999年11月，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姐姐就打电话给我，说父亲很想我春节回去。来北京10年了，我一直没陪父亲过一个春节，想来真是痛心。我答应春节一定回去，谁知演出任务太繁忙，未能如愿。我决定第二年春节无论如何也要和父亲团聚。

　　这年，我除了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外，推掉了一切演出任务。12月20日，离晚会直播还有10天，我在天津慰问演出。演出刚结束，姐姐就来电话说父亲去世了。我靠在门框上抽噎起来。孙悦劝我：“你千万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当天晚上，我就赶回家，姐姐告诉我，父亲临走前很想见我一面，嘴里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死不瞑目。在父亲的授意下，姐姐为他给我留了个条子：“胜利，爸爸走了。好好唱歌，爸爸九泉之下保佑你。”我欲哭无泪。第二天上午，我办完父亲的丧事就赶回了北京。

　　我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中不能自拔。2000年春节晚会，我与陈红、蔡国庆、张迈一起演唱《常回家看看》，更勾起我对父亲的怀念。父亲在世时，我很少回家看看，很少陪父亲说话，更没有为父亲做过什么，连父亲想看看长城这个小小的愿望都不能满足，我愧对父亲。彩排时，我唱着唱着，就泣不成声。陈红他们很着急，要我拼命想些高兴的事。我想，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也不会满意，我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圆满地完成了演出任务。

　　大年初一，我抱着父亲的骨灰盒来到了八达岭，陪父亲在长城上走了一天。

　　父亲走了几年了，我一直深深地怀念他。我正在试着把自己和父亲的故事写成一首深沉哀婉的歌，歌名就叫《父亲》，借以寄托对父亲的哀悼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