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陪我看鲸鱼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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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梁其时，我20岁，在设计学院读大二。那天下着小雨，我用心做了三个月的设计作业被导师痛批了一顿。做了很多年的梦如同泡沫，风一吹，就散得无踪无影。我索性将画满草图的作业纸散了一地，在雨中号啕大哭。

　　雨越下越大，我在脚下的积水中照见自己狼狈的样子，浑浑噩噩，哪里像是20岁的样子？

　　我边哭边骂自己。低头时，在倒影中看见一只手伸向我。我神经质地跳起来，看见一个面孔稚嫩、头发高高竖起的男孩儿，茫然无措地站在我面前。

　　他嘟囔着说：“别哭了，没啥大不了的。”一口东北腔。

　　我头也不回地跑了。被一个大男孩儿安慰，实在是件丢脸的事。而他塞在我手里的纸巾，直到回到寝室，还被我紧紧地攥在手里。

　　日子一天天过，上课、写作业、画图、做家教，看似忙碌，却没什么盼头，无非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我几乎忘记了那个和我说“没啥大不了的”男孩儿。

　　直到有一天，在学校后街的咖啡馆里，一只猫打翻了我桌上的摩卡。浅褐色的咖啡一股脑儿泼在我的白裙子上。我正狼狈不堪地胡乱擦着，那个熟悉的声音又出现了：“没啥大不了的，回去换件衣服吧。”

　　这次，我乖乖地坐在了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用书包死死挡住那片“咖啡地图”。我们经过春天的校园，湖边的垂柳微微摆动着枝条，天鹅在湖面上悠游，路边的小花红得耀眼。就在我们路过那座石桥时，我看见桥下的荷叶，荷叶上的蜻蜓，蜻蜓扇动着薄如轻丝的翅膀，翅膀上衬着阳光。

　　我旁边，是一位奋力蹬着车的少年，瘦瘦的背，高高竖起的头发在风中抖动。

　　等我跳下车，他羞涩地笑了笑，说了声：“姐，我叫梁其，梁山好汉的梁，其实的其。”然后风一般骑远了。

　　梁其，从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他小我两岁，管我叫姐。

　　我每天都在为未来忧心忡忡，担心有一天发现自己泯然众人，担心自己的作品会淹没在多如牛毛的作品中，担心自己会成为一个找不到工作、养活不了自己的灰头土脸的姑娘。

　　于是，我加倍努力，没日没夜地画图，参加一个又一个考试，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和校园里那些张扬的、迷茫的、孤独的、慌张的身影一样，一心想着为未来铺路。看起来很充实，其实不过是在掩盖自己的迷茫无措。看似狂放拼搏，言必称理想信念，其实不过是在荆棘丛中迷了路，误打误撞而已。

　　跟风一般，我出了国，在英国的设计学院上了一年的课。在异国文化的冲撞下，我急着想找到自己，又急着想把自己抛弃。

　　我不断结识新朋友，喜欢和他们在酒后调侃，用不娴熟的英语斗嘴，或者搭伴去旅行。我们爬到古堡上面，对着千百年前的铜墙铁壁放声大笑；我们在庄严的大教堂里听神的启示，望着色彩斑斓的彩窗和恢弘壮丽的穹顶惊叹；我们走到古城的街道上，想象马蹄踏过去的声音；我们跳上海边的崖壁，眺望大西洋上的太阳。

　　我们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至少在外人看来是这样。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酒后梦醒，旅途结束，音乐渐息过后，等待我们的，是无来由的悲伤和加倍的孤独。

　　等我从英国回来，迎接我的已经是大学的尾巴，而那个在雨中递给我纸巾，踩着自行车穿过石桥的梁其，长高了，也壮硕了些许。

　　每天傍晚，我们都相约在食堂里见面。他上完一天的物理课，我准备去上每周三次的设计系晚课。或许是因为忙，或许是因为羞涩，属于我们俩的时间，只有晚饭。

　　他早早下了课，在人满为患的食堂里占个位子，等我出现。一进门，我就能看见他咧着嘴朝我笑。聊些什么呢？聊加州的海滩，英吉利海峡，新西兰牧场。一聊起海洋，他就兴奋得两眼放光，用手比画着说：“姐，鲸鱼的头有这么大，喷出的水柱又高又细。”他还说，加州的蒙特雷海湾可以观赏鲸鱼。

　　我从未问过他为什么对鲸鱼这么痴迷，不过看见他咧嘴笑的样子，就足够了。

　　有时遇见他的同学，起起哄，红着脸挡回去，有惊无险。有时和迎面过来的老师打声招呼，然后吐槽那个老师有多毒舌，布置的作业有多古怪。

　　吃过晚饭，他推着车子，送我到教室上课。天色渐晚，路上的自行车多了起来，他就把我拉到里面走。南方多雨，雨滴一落，他就撑起一把黑色的大伞，握住伞柄的右手修长漂亮。有时候路过报刊亭，他会挑一两本我爱看的杂志，塞给我，说上课无聊了看一看。

　　等我走到教室门口，他羞涩地冲我笑了笑，然后风一般骑远了。

　　深夜，与朋友喝酒，被要挟着随便打个电话的时候，我只能想起梁其。梁其接起电话，不到几分钟，就直冲到我们喝酒的地方，不管是在后街的烧烤摊，还是在校外的餐馆或KTV。

　　我说：“梁其，你其实不用来，他们只是开个玩笑。”他一脸严肃，说：“不要再喝了。”大概是太无所适从了，或是毕业季的伤感情绪使然，我借着酒劲儿大哭。他就用一口东北腔说：“别哭了，没啥大不了的。”然后一手推着车，一手扶着我，送我回寝室。

　　那时我们真年轻啊，还能喝喝酒，耍耍赖。还能让一个少年深夜里骑着车，穿过整个校园来接我，不管能不能有结果。

　　毕业季悄然来临，我的设计作品没有评上奖，被摆在学校展馆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落满灰尘。我也没能如预期那样，进入那所著名的美院继续进修。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无力——等生日一过，就该离开这座城市了。

　　朋友们都把我的生日会当作离别前的最后一次狂欢，话里话外透着青春易逝的苦楚和前途未知的凉意，每一句后会有期都说得苍白无力。

　　我照样喝得烂醉如泥。午夜12点一过，梁其推门进来，拉起我就走。我趁着劲爆的音乐声，大吼着，说自己没有什么出路了。梁其贴在我耳边，小声说：“姐，没啥大不了的。以后咱俩一起去看鲸鱼。加州的蒙特雷海湾，有成群结队的鲸鱼。你和它们一样，自由、潇洒、漂亮。”

　　后来，我回了家乡，在家人的介绍下找了一份和设计完全无关的工作，每天从早到晚盯着电脑屏幕，因为怕被老板骂而胆战心惊。面对那些不知何意的眼神和背后的算计，如履薄冰，笑脸相迎。在全然陌生的城市，风里来雨里去，身上时刻系着一条家庭的绳子，动弹不得。过去一起欢笑打闹的朋友，也潜入到各自的生活中，杳无音信。

　　一晚，我正在厨房做饭，两岁大的女儿在客厅里歇斯底里地大叫。我冲过去，手里还拿着菜刀，指缝间沾着葱花。

　　“大鱼！大鱼！大鱼！”她兴奋地挥着手臂。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电视里，加州蒙特雷海湾的鲸鱼，从水面上腾空而起，自由如飞鸟，潇洒如少年，阳光下溅起的浪花，比想象中更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