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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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看法，儒家是“以情动人”，道家是“以理服人”。大家知道，道家是反智的，“虚其心，实其腹”是道家的理想，但道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却是智性的，道家很少动感情。

　　儒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却处处看到“情”的印记。譬如当弟子问孔子，三年之丧，是否太长了，孔子就比较生气。他说：“当初我们出生，三年才免于父母的怀抱，你怎么不说父母把我们抱在怀中的时间太长了？”可以想见，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很动感情的。正因为孔子看到父母养育孩子的不易，才提出“慎终追远”的观念，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

　　个人观感，儒家思想，较少逻辑推理，多以情感发动。孟子讨论“恻隐之心”，就纯从情感入手。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不可能采用科学的逻辑上的归纳法，一一亲自去调查每个人对孺子将入于井的情感反应，从而得出结论，但他又十分肯定地使用一个“皆”字，孟子的底气哪里来？只能来自他的情感。他认为自己有恻隐之心，所以推己及人，认为大家都有恻隐之心。这在逻辑上自然站不住脚，但就情感的角度而言，却有它的适用范围。如果我对小孩子即将掉入井中有一种担惊受怕的感觉，那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你不是正常的人，形同禽兽。孟子的很多立论，在逻辑上都是想当然，但是就情感而言，却有他的道理。因为他相信人的本性都是善的，既然如此，一个问题出来，我是这样反应的，大家就都应该这样反应了。这自然与智性思维不沾边，但从情感的角度言，确实有他的力量。儒家就是要唤起人性中的善念，他通过这样一种强迫思维的方式，逼着你就范。你不就范，那就有可能落个禽兽的下场，谁还敢不依照孟子的思维去行事呢？

　　很多抽象的哲学讨论，也就在情感的范畴内被运用得游刃有余，譬如“经”与“权”的关系。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经”，“嫂溺，援之以手”，则是“权”。从情感上说，自己的亲嫂嫂掉入水中，你还要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训条，不伸出援手，那就是一个残忍的人，不通人情。正因为孟子从人的情感角度出发，所以他的思想具有了一种可贵的弹性。这种弹性后来被程朱理学阉割掉了，以致出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灭绝人性的命题，这大约是孔孟很不愿意看到的。而孔孟的思想中，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弹性，所以才使儒家具有非常美好的人情味。儒家创设的那个其乐融融的“礼乐社会”，就是由这种重情重义的思想决定的。儒家强调爱人，也是从情感出发，有一个涟漪状由内向外扩展的过程。儒家的爱是有亲疏远近之分的，核心是血缘关系。这与墨子“兼爱”思想有本质不同。

　　儒家重情重義，自然给人精神上的慰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过分强调情感的作用，就可能走向反面。《论语》中，当叶公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一个坦率的人，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便去告发他。孔子却说，我听到的坦率与你说的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坦率就在这里面了。很多人读了这段话，都很不解。孔子不是强调“过则勿惮改”吗？他怎么能允许父子之间互相包庇呢？我们若从情感的角度分析，这问题就好解释了。父子关系是血亲关系，这是孔子所谓“五伦”中仅次于“君臣”的一伦，如此亲密的关系，自然就不会将各自的过错暴露给他人，而只能自己悄悄消化。这就是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因為重情，所以就有以情感代替理智的危险。站在现代法治文明的角度看，“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种“隐”，带有极大风险。一旦“隐”成了习惯，就可能如老子所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自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思想，也不是凝固的，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孔孟到荀子，就有一个大的飞跃，那就是重情的色彩淡化，理性的思维抬头。这不仅是因为荀子翻转了“人性本善”的理想主义色彩，比较务实地提出了“人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思想，也不仅因为荀子在儒家“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加上了法治的一环，让儒家的治国理念更加切实可行，最关键的是，荀子思考问题的方式，已经大大摆脱了情感的束缚，而向理智攀爬。荀子运用逻辑推理的能力，明显高于孔孟。譬如荀子在《天论》中，对人们普遍害怕各种奇异的天象提出批评：“夫星之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这段话，体现出一种科学精神，基本不受感情因素的支配，可见荀子是个非常理性的人。他说：“夫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其中闪烁着的理性的光辉，是值得中国人为之自豪的。

　　如果儒家是顺着人情思考问题，道家则相反，是逆着人情在考虑问题。道家从智性出发，否定情感的作用，庄子甚至提倡“无情”。自然，因为排除了主观情感，道家的思考，有儒家难以抵达的深度。譬如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上天的崇拜，这种颠覆是革命性的。而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则大大拓展了人的生存和思维的空间，将人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与宇宙混同的高度，这是儒家无论如何也抵达不到的。自然，道家完全排除情感在生活中应有的地位，提倡“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否定人与人正常交往的必要性，则很容易让人走向冷漠。所以荀子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最后的结论，依然是“儒道兼综”，情与智的发育达到一种平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一个和谐社会所要求于生命个体的那种基本素养：既有世俗的热情和温暖，又有超拔于世俗之上的冷静、幽邃和高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