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公平”的正确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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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颖，媒体人，作家，先后在《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新京报》等多家报刊开设过专栏，曾获得夏衍杯电影剧本大奖和冰心儿童图书奖，有多篇作品入选各级教材和选本，已出版《别不相信微笑可以救你的命》《爸爸妈妈的青春》等作品集10余本。

　　初中时代，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学渣，学习成绩总是在班级倒数排行榜的前三位，数理化、史地生，每科成绩都“渣”得让老师不想承认教过我。其中，又数英语最糟，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试卷是全英文的，我甚至不知道名字该写在什么地方。

　　老天爷为人关上一道门时，必然要为其留一扇窗。在为我关闭了所有的门之后，给我留了一条小瓦缝，那条瓦缝，就是语文——确切地说，只是作文。我的语文基础知识，拼音组词、文学常识、划主谓宾定状补，一如我的其他学科一样，烂得惊天地泣鬼神。

　　我写作文的“天赋”，来自从小就养成的爱说话的毛病。我那信奉“沉默是金”的父亲，经常苦恼于我那张“把麻雀都能哄下地”的小嘴。也许是见过太多的祸从口出，他对我充满了担忧和焦虑。当然，这对于我性格的改变也没什么作用。倒是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行高仓健的范儿，女生们觉得男人应该刚毅沉默才酷，于是我咬牙切齿地學人家不说话、只瞪眼。结果没引来女孩子关注，倒差点憋出内伤来。

　　我写作的另一个优势，来自对小人书的迷恋。这在当时也不是什么优点，特别是在我那教数学的班主任看来，这简直是十恶不赦，他认为我身上所有的毛病，都与之相关。

　　爱读课外书且喜欢说话，让我写的作文，尽管常有错字别字，卷面也不怎么整洁，但总能引起语文老师的关注和喜爱。从小学二年级有“看图说话”开始，教过我的语文老师，总爱把我写的文字当成范文念给同学们听，哪怕是检讨书，都能得到满意和赞许的眼神。这是我得到过的与学习相关的不多的喜悦，像星光一样散乱微弱，我却将它当成骄阳。

　　仿佛阿Q被众人夸“真能做”之后的得意，我对自己的作文，是有点飘飘然的。就像家里仅有一件银器的穷人，总是将银器擦得油光锃亮，随时想拿出来“亮瞎”别人的眼睛。殊不知，这样的货色，别人家里成筐成堆，连擦拭的兴致都没有，更遑论炫耀。

　　那些日子，我就像哈利·波特坐在看得见自己梦想的镜子前，被自己想象中的虚幻影像迷醉着，忘记除了作文，还有别的学业。仿佛是一个偏食的小胖子，除了大汉堡，什么都不吃，任由自己变得臃肿而扭曲。

　　就在这个时候，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一场暴击，其冲击力度，至今想来，还隐隐有牙痒之感。

　　那是初三上学期，学校要举行一场作文大赛，为全县中学生作文大赛选拔人才和作品。如果换成别的比赛，我甚至连打听的兴趣都没有，因为那都是别人的菜。

　　但作文不一样。因为有过几次作文被当成年级范文的经历，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这场比赛，就是为我设的一个擂台，我要在上面拳打少林、脚踢武当，成为一个独孤求败的英雄。

　　比赛的日期一天天临近。

　　但班里的气氛却并不浓烈，主要原因是语文老师出差了，班主任对此事没有足够的重视。直到比赛前一天，他才在班会上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回事，然后叫了几个人的名字，让他们第二天带上笔到学校礼堂去参加作文比赛。其口吻，就像是让人带上扫帚去参加一次例行的义务劳动。

　　那几个人的成绩在班上算是靠前的，但论作文没一个能令我服气的。我像一个满以为能稳得冠军却连入围资格都没得到的选手，悻悻然有一种强烈的受挫感，心里只有三个字：不公平！

　　输在起跑线上与被排斥在起跑线外，是完全不一样的。至少前者参与过竞赛，而后者连参与机会都没有。

　　在羞愤与不平中，我度过了煎熬的两天。不仅要忍受自己内心的不平与不服，还要承受同学们动机不明的问询和安慰。这个时候，所有的关切，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阴损和不怀好意。我的眼睛像戴了一副墨镜，将整个世界都看得暗淡而丑陋。

　　作文比赛如期举行，学校大礼堂里摆放着临时从各班抬去的桌凳。上百个从全校选出的作文达人，得意扬扬地去参加比赛。他们也许并不那么得意，是嫉妒与醋意，让我觉得他们一个个都可恶得脸上洋溢着春风。

　　我像一匹孤狼，用阴冷的目光看着远处由喧哗到安静的赛场，像看一群笨拙而愚蠢的小羊。世界上最蠢的人，就是那种以为自己聪明而别人是傻瓜的人。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道理。我只是在心里暗暗发狠：“看你们写得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时间可以过得极为缓慢。我在礼堂对面的篮球架和花台之间晃悠着，尽量装得若无其事。而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与不平，总觉得此时此刻，天下所有的不平，都实实地砸在我弱小的肩上。我感受到了被孤立和被抛弃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在5岁时体会过。那一天，邻家的叔叔做了一个秋千，挂在屋梁上，让除我之外的所有孩子，尽情地玩耍。我当时羞愤异常，用拳头，对，是拳头，砸了他家的玻璃窗。愤怒，让5岁的拳头充满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力。

　　在礼堂外坐立不安的我，看别人比赛的心情与看别人荡秋千时没两样。我也曾想去搞几个马蜂窝或几坨牛粪扔过去，或在不远处扔个石子或搞个什么响动，但都没干。并不是13岁的我比5岁的我多了多少法规和纪律意识，而是周围太空旷，作案之后跑不掉。被抓住了，受处分甚至被家长揍事小，被别人知道了我的在乎和恼羞成怒，才是最难受的。

　　我才不让他们知道我在乎呢！

　　我背起书包，气呼呼地冲出校门。但我的眼睛，似乎已丢落在礼堂里了，不论走在哪里，眼前都是同学们奋笔疾书的场景，以至于妈妈做了我最喜欢的红烧连肝肉，也被我无视了。

　　那晚，我心里乱糟糟的，总觉得不搞出点什么就心绪难平。我撕掉了心爱的小人书和作文书，将它们点燃，任风将它们吹成一只只愤怒的火鸟，险些惹出一场火灾。惊魂未定的邻居向我妈投诉。一向信奉“黄荆条下出好人”且容易愤怒的妈妈，这次却粗中有细地看出了反常——我毁的都是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这表现跟生无可恋的绝望者很像。

　　她苦口婆心地问了半天，我挤牙膏似的道出原委，并且咬牙切齿地发誓，从此再也不写作文了，反正也不受待见。

　　妈妈笑了笑，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别人瞧不起他，他就破罐子破摔地干蠢事，让人更瞧不起；另一种人则是，你瞧不起我，我偏不让你说中，我偏要活成与你的误解和敌意相反的样子。这是蠢人和聪明人的区别。你今天的表现，很像前者……”

　　依我妈的知识和见识，这段话完全是超水平发挥。我甚至认为，这是冥冥中哪位想让我明白这个道理的神灵，借妈妈的口把道理讲给我听。很幸运，这些话没像妈妈说的别的话，成为我的耳旁风，而是流入我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我的人生观。在此后的大半生里，每当我遇到此类事情，这些话就会闪现于我的脑海。

　　那天，我没继续烧书，也没放弃作文，而是凭记忆把礼堂黑板上的作文题目写下来，卡着时间不翻资料，认认真真地写出一篇来。星期一交给语文老师，请她斧正。她当时正在为自己出差没来得及安排作文比赛名单，致使本班竞赛颗粒无收而大为光火，一看我的作文，更是喜怒交加，她摸摸我的头以示安慰和鼓励。于我而言，这比得了奖还开心。

　　事后回想，班主任作为一个数学老师，对全班五十几个人的作文水平不了解，是正常的事。我的被忽视，并不是什么刻意而为的不公平和被歧视，而是因为自己还没有优秀到不容忽视的地步。要想不被班主任忽视，最重要的是把总成绩提起来。那段时间，我比任何时间都努力，稍有松懈，就会想起那场作文比赛和妈妈的那段话。那学期，我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从53名，上升了36位，成为第17名。除了英语和数学欠债太多积重难返，其他科目，居然奇迹般地及格了。

　　班主任让我在班会上交流学习经验，我红着脸支吾了半天，什么也没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