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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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他叫永老师，我和他见过四次面。

　　第一次是别人介绍的，大约十年前吧，因为上头要求教师参评职称需通过计算机等级考试，朋友让我找他帮忙。他当时是区里仅有的几位计算机“科班”毕业的人。会者不难，在他的辅导下，我顺利地通过考试。我记得他的手指很细长，是那种天生下来敲键盘的手指，朴素的打扮，憨厚的笑，留给我的印象很好。早些年对考试的深恶痛绝或许是因为有了他而变得不再牢骚满怀。

　　第二次见面是在山腰中学，是我2006年9月后供职的单位。在校长室，我遇见他。校长介绍说：他是永老师，教计算机的，身体不好，请假在家。我只是觉得眼熟，一时对不上号来，也没往心里去想——初来乍到，学校一百多号人，也无怪乎我的健忘。不想他倒是客气起来，微笑地直呼我的名字，又问起我的写作来。这下就恍然了，我说：噢噢，你帮过我呢！然后就对坐着泡起茶，客客气气地寒暄起来，他说自己目前身体不佳，刚做过心脏手术。我和校长都顾此言彼，小心翼翼地安慰他：没事的，多休息，心态好一切都好！

　　第三次见面是在他家里，我们送去了师生的捐款。因为他动了手术，家里东凑西凑借了不少钱。学校团总支就暗地里为他发起“情满校园”的捐赠活动。那时他还能正常起居，招呼着我们喝茶，茶是热的，心是暖的，他的家人也说了诸多劳驾感谢的话，我们都盼着他快些好起来，给家人和关心他的人一个如愿的慰藉。

　　第四次是听说他的病情恶化了，校长又组织相关人员去了他家，他已经不能动弹，看到我们一行人很激动，一直有坐起来的冲动，可是实在是太艰难，校长过去握着他的手，说些不成文又仅能如是说的话——言辞实在苍白无力，但又能怎样呢？我们留他一个人在内屋吊瓶，到客厅和他父母和兄弟聊了一会，沉默大于费言，年长者的凄静让年轻人无奈和难过，多话或许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伤害罢！

　　不料他第二天就去世了，农村的话说“死人死远远，活人要吃饭”，同事们都为他的解脱感到些许轻松！只是大家太难接受他仅活的年岁——我见过不少亲朋的死——但仅30岁，“而立”成了“而倒”的尚是少数，况且还留下了年轻的妻和学步的孩子。追思会是在第三天召开的，在出生他的村子的空旷处，听着熟识的领导和同事的缅怀，特别是德高望重者用方言介绍的生平，我的泪竟啪啪往下掉，我一直认为写作者都是无情的旁客，但我哽咽乃至有点号啕地出了声，我想我的那些即时眼泪，也该有即时情绪即时环境催化下的一两声不平罢。

　　出殡时有雨，近乎滂沱。大家徒步走了好长一段路送他上山。回家后浑身湿透，在家端坐时又和妻子言及永老师的琐事。妻说，永老师真是难得，每次去上海肿瘤医院化疗的时候，都是妻子陪着去，妻子会晕车，所以到了上海先要照顾妻子两天，然后他妻子再照顾他，陪他去挂号，去交费，去做血液透析……

　　我有点恍惚，真的这样吗？我也是会晕车的，我也曾乘着列车在黑夜里穿过隧洞、踏过丘陵、越过江河外出开会、求学或探亲。我只是不知永老师和他的妻子——两个无助的人儿，怀抱病体，在那不寐的晨昼昏夜里，从乡村出发朝着繁华的大都市走，在那呼啸的汽笛声中，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坦然去迎赴生命的冥顽终宴；我很想知道，永老师，在列车出发和未到站之前，他对他的妻子都说了些什么话，才可以一一打发那些似是而非、暗自神伤的时刻，而窗外此时正晴朗新鲜呀，掠过的是别人美好的村庄和田野。

　　我不禁要叩问上苍：有没有能模拟和拷贝的青春，有没有伤害后不复言痛的生命，有没有能重现杳无音信者的天国，如果有，那么人的死亡或许会容易些。永老师，今夜记起这些，谨作祈愿你永息的碎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