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在北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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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家在北滩，院子的“院门”，是一个马车的胶皮轱辘。院门范围之内，是我的天下。暮色降临，牛羊入圈，炊烟飘散后，姥爷便转动那个车轱辘，把它倚在低矮的土墙豁口处。这样的门，对于到访的客人和家里那只踱着方步、体态雍容，对我不屑一顾的大猫，是没什么用的！它能拦住的，除了猪、马和羊，便是我了！虽然我曾扬言，等大家都睡熟了，我就拎着包袱，找我妈去！尽管我也确实曾用姥姥的方头巾收拾过“包袱”，但一次也没有真的离家出走过。

　　那时候，我常抢大猫玩儿的毛线团，它也经常趁我玩儿布娃娃时，扑上来抢。自从有一次我睡醒了，看到身边的它还在熟睡，便从针线筐里取出剪刀把它的胡子剪了后，它经常在窗台走着走着，忽然就跌下来。窗台离炕虽然不高，但它每跌一次，就抬头冲我“喵”一声，告状似的。那以后我便绕着它走了，渐渐地，它在我面前竟然昂首阔步，好像这个家的小主人是它而不是我……

　　其实，我的这个“布娃娃”，不过是姥姥的一方蓝头巾。

　　那是那个新年姥爷卖了一篮子鸡蛋，换回的盐、年画、火柴等少数年货之一，是花了大价钱的。

　　那些年的风很大，从院子转一圈回来，风便会旋着柴草、牛羊粪的碎屑黏到头发上。拥有一块方头巾，不仅实用，还时髦。

　　方头巾买回来，姥姥很高兴，可我也很喜欢。如果让我戴着蓝头巾，我也可以迎着风抱柴火的！我还可以在大风天捡鸡蛋，玩过家家……方头巾展开，两边分别向中心卷起来，在三分之一处对折，再在上面系一根红头绳当作“头巾”，一个穿着蓬蓬裙的“布娃娃”就做成了！拥有这个崭新的、系着红头绳的、蓝色的布娃娃，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简直比我自己有一条蓝色的裙子还要得意！再说，姥姥不是有那块红白格子的方头巾嘛！虽然那红已经发白，那白已经泛黄，但不是还能戴嘛！

　　姥姥终于答应给我，但是要由姥姥先收起来，等过年那天才能拿出来。而我坚持要放在我的篮子里：那只篮子吊在姥姥家的房梁上，放着我的各种零食，无非是糖饼、蜂蜜、水果糖之类的。吊在那里，是防止老鼠和大猫偷吃。

　　后来，姥姥是否戴过那一方蓝头巾，我忘记了，可能是没有吧。被母亲接到矿区上学时，我不走。姥姥说用那一方蓝头巾打包袱，我才同意走的。那蓝头巾，簇新的！

　　矿区烧煤，没有成片的绿油油的庄稼，头发上也不会被刮到柴草。这里的小孩也不玩蓝头巾做成的娃娃，他们玩打沙包、跳皮筋，跳方格……她们也不戴方头巾，而是戴那种细长的围脖，所以，那方蓝头巾，我一次都没拿出来过！

　　坐在矿区宽大空寂的教室里，望着被太阳蒸腾得缥缈发白的校园砂石路，我能看到姥姥佝偻着背，烧火做饭、圈羊喂猪的身影。上课了，听着满教室的铅笔在作业本上“沙沙”歌唱，我不转眼地盯着这条路！期待着罩着蓝头巾的姥姥会循着这条路来找我，尽管我知道姥姥已经把蓝头巾送我了，但我依然固执地相信，姥姥一定会来，戴着蓝头巾来。

　　上中学时，教大合唱的老师唱到“明天去航行，亲人的蓝头巾，将在船尾飘扬”时，任老师怎样哄，我都止不住泪，那是一场我忍了十多年的泪……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几番搬家中，那方蓝头巾早已不知去向。

　　姥家的窗下，是我真正的乐园。那里，三舅给我准备了许多画笔，那种从电池里砸出来的碳棒。大人们都下地干活时，我在窗台下的土墙上，念念有词地写着无人能懂的天书。后来，大人们也许认为我是块学习的料，姑姑家的大姐恰好是民办学校的老师，一间教室同时教三年级和五年级。三舅恰好是大姐班里三年级（或者是五年级吧）的学生。五岁，我就“上学”了！后来真到了正经上学的年纪，被接到矿区，有天看到一个女人拿着粉笔，念念有词地在电线杆上、水泥台子上以及一切她认为可以写字的地方写着什么时，我紧紧地跟着她，忘了害怕。我相信我能看懂她写的话，也许那是我五岁时就写过的……

　　我五岁时上的学，是和姥爷的马鞭有很大关系的。

　　姥爷家的马，不是用来乘骑，而是用来负重的。姥爷家的马鞭，也不是用来打马，而是用来打三舅的。

　　小时候，父母在外地工作，我跟着姥姥姥爷。白天，大人们都下地干活儿，不能总带着我。我去“上学”，不知是出于我的原因，还是因为三舅。我太小了，无人看管。三舅总是干一些往人家烟囱里塞干草、扒树上的鸟窝这样的事儿。反正，姥爷让我和三舅在同一个班级，而且，三舅要负责把我送到学校、接回家。至于是要自己走去或是让三舅背着跑往学校，全看我的心情。我自己走的时候少，有时候，即使三舅说快迟到了，我也不让他背！当然，让我不告状也可以，就得给我几穗烤熟的麦子、几枚鸟蛋、拴着腿的麻雀……

　　如果哪一天是我自己回来的，一边流着泪，细数三舅的罪状，姥爷的马鞭就派上用场了。姥爷先是不作声，当我哭到只有声音没有泪时，三舅回来了。姥爷不知何时已把马鞭握在手里，三舅看到姥爷黑着脸站在院中央，先是绕着院子，面向姥爷，时刻注意姥爷的动向，往屋里的方向一边退着……到马鞭够不着他的距离，或者他认为姥爷的某个低头不看他的瞬间来到，他就飞一般地跑，比背着我跑得快多了！随着三舅奔跑的脚步，姥爷扬起马鞭，鞭声“啪啪”，鞭头上短短的红色绸布像蛇信子，不断探向三舅。三舅跑着哀求道：妈呀！再不敢了……三舅哭起来的时候，我就不“哭”了。相信那时候，我心中的恐惧一点都不比三舅少，任何杂音都没有了，没有姥爷的责骂声和三舅的哀求声，只剩了马鞭的“啪啪”声、三舅的奔跑声，我甚至觉得那飞奔的脚步像哪吒的风火轮，曾带起一路的烟尘。直到三舅围着院子跑好几圈后，慌不择路地逃进家里，跳上炕，踮起脚尖，站在靠窗的墙角，恨不得嵌在墙壁里。姥爷追到屋里，看着缩在炕角没来得及脱掉鞋的三舅，余怒未消地离开……很显然，摆满瓶瓶罐罐的屋里是不适合扬鞭的！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三舅够笨！既然躲，为什么不往院门外跑，不往空旷的麦田里跑；姥姥也够狠心！三舅喊声震天，姥姥从未出面劝阻，而是该做饭做饭，该抱柴抱柴，偶尔瞥一眼；姥爷也够技术，那马鞭抽得山响，“蛇信子”从未在三舅身上留下一星半点的伤。

　　岁的学习，除了马鞭声，好像还有“逃学”。

　　只有一次，我爬进麦地。

　　母亲还没去上班，将要离开时，被告知我不见了！他们到处找，学校、磨坊、柴垛里、羊圈……到处都没有！母亲回到家，站在门前的台阶上一筹莫展时，看到无风的麦地里小片涌动，她说：在那儿！

　　后来我想，我不是故意逃学的吧！也许是去找母亲，迷了路而已！

　　对于找我，母亲总是很有经验！

　　姥姥家的住房是那种一进两开的格局。一进门，是堂屋，也就是公共的库房。左右各一个门，是卧室兼客厅。右边的卧室，我们是不怎么进去的。炕上铺着鲜红崭新的油布。地上，放着缝纫机之类的现代化用品。好像是要作为哪个舅舅的婚房。那次，家里来了好多人，大家殷勤地说笑，参观了婚房后，又去了对面房里谈事。我留下来，大概是忽然预感到以后再不能如此自由地出入这个房间了。每天看着姥姥打扫这间屋时，并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住进别的什么人来。它不应该是我们的、我的吗？我留下来，在炕上打几个滚儿，靠一靠崭新的被垛，好像还不够！要怎么样呢？我坐在缝纫机脚踏板上，前后摇起来，开始思考……

　　姥爷姥姥送走最后一批客人的时候，我，不见了！

　　刚开始，只是家里人找我，后来，姥爷去田间、地头，问晚归的村人有没有见到我。再后来，村里很多人都出来找我。据说，找到我时，我依然在缝纫机的脚踏板上香甜地睡着……

　　第二天，妈妈就被姥姥召回了。

　　姥姥抹着眼泪说：快把这孩子领回去吧……

　　我不记得这次有挨打。小时候，我身体的伤，膝盖、胳膊肘上的痂都是远远看到母亲回来了，急着扑向母亲怀里时摔的。每次摔倒了，我都爬起来继续跑，直到扑向母亲！

　　每次，我的旧伤还没有好，母亲就又回来了！

　　我当然没有被领回去！只是，再不敢坐缝纫机脚踏板上玩儿了！也不敢告诉他们，早在他们找我很久以前，那里，已经是我的摇篮了。

　　如今，那座老房子，已经住了别人吧！或者，早已无人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