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不还乡

tongzhuan365

　　一

　　这个故事来自一名导游。

　　2005年，是我在旧金山通达旅行社当导游的第4年。每年夏天，黄石公园这条观光线路都最受欢迎。

　　我所在的公司，从老板到雇员都是中国人，人脉也都在华人社区。我带的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同胞。但今年8月中旬出发的团，50名团友中，有一位白人老太太。她80多岁了，金发早已变为银色，闪着灿灿白光——在满是黑发游客的大巴里，显得格外抢眼。

　　她叫莎朗，深目高鼻、个高清瘦，穿一袭连衣裙，从背后看像个窈窕女郎。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她会说广东话。团友惊讶地告诉我，莎朗的广东话不但说得顺溜，而且夹着不少台山土语！我还注意到，莎朗虽然身板硬朗，无须人搀扶，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小伙子跟随。途中，我和小伙子聊过几次，知道他叫小陈，原籍广东台山。

　　旅行团的大巴，从加州出发，穿过内华达州的沙漠、爱达荷州的麦地与玉米田，沿着蛇河峡谷悠然而行，一路还有落基山脉蜿蜒相伴。大巴上，导游坐在第一排，50位游客的座位，按次序每天调换，以示公平。游览了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以后，莎朗和小陈的座位，从后面移到第二排。莎朗风度极好，连坐巴士都保持优雅的姿势。她偶尔和小陈低声交谈，用的是广东话。

　　离开黄石公园喷泉群，大巴从公园的北门开出，进入89号公路。我拿起麦克风，开始讲解：“我们刚刚走出怀俄明州的边界，前面的小镇，叫利文斯顿……”我还没讲完，莎朗蓦地站起来，四处张望。我惊讶地看着这位失态的老人。“哦，已经到了吗？”她脸色煞白，双手发抖。我连忙安顿她坐下，悄声问小陈：“莎朗怎么了？”小陈说：“没事，她是激动成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西部小镇，为什么会对她造成这般强烈的刺激？我匆忙结束了对沿途景物的介绍，坐下来，和莎朗攀谈。

　　小陈让莎朗喝了小半瓶矿泉水，莎朗的脸色恢复红润，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她把搁在座位下的手袋拿起来，打开，小心地从内层抽出一个破旧的记事本。她戴上眼镜，翻出写着密密麻麻的号码的一页——号码本是用蓝墨水写的，日久年深，竟已变为浅黑。“查理，你能不能替我打一个电话？”她指着一个号码问我。她极度紧张而恳切的神情，教我纳闷。“行，我替你打。可是，打通了要说什么？”“你先试试，看有没有人接。”我迟疑着，有这样打电话的吗？“至少要有姓名吧？”“找——找戈登先生。”

　　我犹豫地在手机上按下10个数字。那一头是座机，过了好久都没人接。莎朗死死地盯著我手里的手机，呼吸急促起来。“你好。”终于有人接起了电话。“我是旧金山一家旅行社的中国导游，请问您是戈登先生吗？”“我是。不过您找哪一位戈登先生？我还有一个弟弟呢！”“可以了！”莎朗站起来，对我打了一个挂断电话的手势。

　　然后，是沉默和低声的啜泣。小陈连忙拿出纸巾，让莎朗拭泪。

　　二

　　平静下来后，莎朗和我娓娓而谈。1921年，她在利文斯顿出生。父亲一直在炼铜厂当工人，后来升为领班。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有两个哥哥：大哥麦克，比她大3岁；二哥雷蒙，比她大1岁半。她幼年的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很快乐。

　　莎朗18岁那年高中毕业，进市立大学上了两年学。那是1941年，欧洲陷入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利文斯顿郊外，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需品仓库，那里存储的物品，将被送往盟军抗击法西斯势力的前线。暑假，她在仓库旁边的星星酒吧当侍应生，为秋天上爱达荷州立大学赚学费。每到周末，在仓库工作的军人，多半会来酒吧喝两杯、跳跳舞，莎朗和他们混得很熟。军人中有一位上尉，个子不高，面目清秀，乌黑的头发剪成平头，平添了几分英气。他在除了白人就是黑人的袍泽中间，是唯一的中国人。他叫丹尼斯，姓陈。在那个年代的利文斯顿，莎朗只见过两个中国人，是在小镇另一头开餐馆的兄弟俩，但从未和他们打过交道，因为父亲不喜欢中国菜。起先她出于好奇，趁送饮料的机会和丹尼斯聊天，渐渐地，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是那么温文尔雅。大兵们喝高了，一言不合就摔桌子、打架。他呢，总是微笑着喝马提尼，一个晚上只要一杯，从未失态过。看他的年龄，至多25岁，人家就有这个定力。

　　认识丹尼斯一个月后，一个初秋的夜晚，莎朗下了班，走进停车场。丹尼斯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在入口等候。“送给你。”他面带微笑，双手把花递过来。街灯下，莎朗看到他额角有汗珠在闪光，便知道他表现得虽淡定，其实心里很紧张，怕被她拒绝。莎朗爽快地接下花。“和我散一会儿步，好不好？”他轻声问。莎朗没答话，但已上前挽住他的胳膊。那晚，星星好亮，原野吹来麦秸的淡香。他向她倾诉爱慕之情，他说他知道二人的“不同”，可是，他不怕，他要追求心爱的人。说到决心，他紧紧攥住她的手，莎朗感到一股带电的热流。

　　丹尼斯是第二代移民，老家在广东。父亲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以后，本来要回国，在旧金山唐人街开杂货店的伯父因为没有孩子，便把父亲认作继子，留了下来。父亲在继父去世后，继承了杂货店，娶妻生子。丹尼斯是在唐人街长大的。他家里有一条规矩：一进家门就不准说英语。丹尼斯14岁那年，被父亲送到广州学了一年中文。高中毕业后，他报考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他来到利文斯顿军需站当后勤兵。入伍3年，他晋升为上尉，是利文斯顿军需站唯一的亚裔军官。

　　莎朗和丹尼斯秘密相爱了。两个人外出游玩、约会，家里人全然不知。1942年年底，丹尼斯要被调往加州的圣迭戈军港。莎朗面临两个选择：当他的妻子，随他离开；分手。她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丹尼斯的妻子。

　　接下来，是同父母摊牌。那一天，碰巧是莎朗父亲的生日。一家人吃过晚餐，父亲高兴地吹灭蛋糕上的蜡烛，莎朗趁热打铁，说：“爸爸，你的女儿要做新娘啦！”父亲以为她在开玩笑，便笑呵呵地说：“新郎还没带回来让我们见见呢！”莎朗说：“我男朋友是中国人，怕你们不喜欢，一直不敢说。”这下子家里炸锅了！父亲不容她往下说，一句话：不准！嫁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嫁中国人。这时莎朗才知道，父亲对中国人的成见之深。她当然不会退让。两个哥哥看着暴怒的爸爸和六神无主的妈妈，手足无措地躲在一旁。莎朗的倔强基因来自父亲，她最终摔门走了。

　　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在丹尼斯调动之前，莎朗和他私订终身。

　　以莎朗的犟性子，在这次冲突中，按说不会低头，但拗不过丹尼斯的央求——中国人最讲孝道——就给父母和两个哥哥各写了一封信，先道歉，再说明尽管他们不接受，她还是要和丹尼斯在2月1日中午去辞行，然后一起迁离利文斯顿。信是丹尼斯以军邮寄出的，莎朗根本不抱希望。果然，当二人手牵着手回家时，大门上了锁（刚刚换上的，莎朗没有钥匙），屋里没有声音，门上钉着一张纸片。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是父亲的字迹：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再属于我的家庭。

　　莎朗说她永远记得那个日子，1942年2月8日。

　　1943年，报上刊载了国会废除《排华法案》的新闻。

　　莎朗离开利文斯顿后，和丹尼斯在圣迭戈军港安家。1945年，丹尼斯以少校军衔退伍，他们一起回到旧金山唐人街，打理生昌杂货店。她这个事头婆（广东话，老板娘）一天到晚和中国人打交道，广东话就这么练出来了。20世纪50年代，在丹尼斯的督促下，每年新年、圣诞节、家人生日，她都按时寄贺卡回家，希望得到亲人的谅解。可是都没有回音。大哥打过一次电话，说的是：父亲明确交代，谁敢和莎朗通信，被他发现，就马上断绝父子关系。打那以后，莎朗便断了与家人和解的念头。

　　他们开店，开到70多岁才把店面租出去。夫妻俩自此便常常到外地旅游。

　　丹尼斯夫妇没有儿女。莎朗年轻时去医院做检查，结论是输卵管梗阻。丹尼斯不想妻子为此受没完没了的折磨，就声明不想要孩子。2001年，丹尼斯罹患癌症，去世前两年，他给家乡的一个堂侄办了过继手续，让他以养子的身份来美照顾莎朗，他就是小陈。

　　三

　　莎朗慈爱地拍拍小陈的脸，结束了她漫长的回忆。

　　我问：“你父母肯定早已去世，你想不想家，要不要见哥哥？”莎朗重重地点点头。“你的两个哥哥愿意和你见面吗？”“不知道。丹尼斯生前常常对我说：‘尽人事，听天命。’愿不愿意是他们的事，争取是我的义务。”

　　“那好。”我没征求莎朗的许可，便用手机拨打了刚才的号码。

　　那头马上有人接起电话。“您好，我是之前给您打电话的中国导游，叫查理。戈登先生，您认识莎朗吗？她也姓戈登。”那头“啊”了一声，随后是漫长的沉默。莎朗迫不及待地贴近我的手机，看我没作声，更着急，抢过手机听。“怎么没声音？”莎朗眉头紧皱，眼神黯淡。“哦，是妹妹啊！”那头响起了呜咽声，随后他大声叫，“雷蒙，雷蒙，快来！”这么说来，接电话的是大哥麦克。

　　“莎朗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大巴正在89号公路上往利文斯顿方向开。”“哎呀，妹妹啊！”两个老头子一起高呼。“莎朗想和你们见面，你们愿意吗？”“哎哟，还用说吗？愿意见面，愿意见面！”“听清楚了，89号公路东行，在利文斯顿的第一个出口，有一个加油站，我们45分钟以后到达，你们能赶到吗？”“那个加油站我们知道，一定赶到！”“好极了，我们的大巴是酒红色的。”

　　我把和莎朗哥哥们商谈的结果告诉莎朗。莎朗坐不住了。“哦，53年，53年！”她一个劲地嘟囔。我灵机一动，问：“莎朗，你是中国媳妇，知道中国人成亲后有‘回娘家’的习俗吗？”莎朗耸耸肩，说：“知道一点。”“广东人把这礼节叫‘三朝回门’，成亲后的第三天，带上三牲和糍糕回娘家。当年，这个仪式没法举行，今天要补上！”“怎么补呀？一点准备都没有！”莎朗紧张地叹气。

　　“看我的。”我拿起麦克风，以简练而煽情的语言，把莎朗和丹尼斯的故事回顾了一遍，其间大伙至少鼓掌十次。后座的一位老太太，按捺不住满心的感动，从过道缓缓走向莎朗，她说：“让我好好看看你，顶呱呱的中国媳妇！”

　　我繼续说：“大家静一静，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莎朗即将回娘家，但没有备礼物。咱们中国人可是最讲究礼节的，怎么办？”“我们凑！”全车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莎朗扶着座位的靠背，看大家打开行李箱、手提袋往外掏东西，一时无法相信，一个劲地说：“我的天！”

　　我把车上备用的塑料袋分发给大家。5分钟后，我的身边堆着9个装得满登登的袋子。

　　加油站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对莎朗说：“快到了。”莎朗扑向车窗，小陈搀着她的胳膊。大巴刚拐进加油站，就看到3个人站到路中央，冲我们挥手——两个老头和一个陪同的年轻男子。

　　车门缓缓打开。两个老人疾步走近，在车前大声呼唤：“莎朗，莎朗，你在哪里？”

　　大巴里面一片沉默。莎朗迟迟迈不开步——太激动，太紧张了。

　　我连忙拿起麦克风：“团友们，莎朗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给她加油！”

　　“莎朗，见哥哥！莎朗，见哥哥！”大家有节奏地呼喊，鼓掌。莎朗终于一步步走下车。众人提着礼物袋相随。

　　莎朗的银发被家乡的风吹着。小陈挽着她的右胳膊，我站在她的左侧。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背后响起：“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众人唱：“往前走，莫回呀头！”在大家的歌声中，莎朗和两个哥哥紧紧相拥。

　　在两个哥哥的强烈要求下，莎朗和小陈决定留下。一来，兄妹三人要去祭扫父母的墓，莎朗将遵照丹尼斯的遗愿，代他给从未见过面的岳父母献一束康乃馨。二来，莎朗要圆一个梦——重温童年时光。她的两个哥哥，太太都已去世，孩子们也远走高飞。两年前，兄弟俩为了互相照应，搬进父母留下的屋子。这次，兄妹三人将一起回到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

　　大巴开出加油站，走出很远，莎朗兄妹三人还在招手。我和莎朗说好，7天后，在相同的时间，一辆也属于通达旅行社的大巴将经过这里。我会跟带队的导游交代好，让他和莎朗联系，并负责把她和小陈带回旧金山。

　　一个星期过去，我问了去接莎朗和小陈的同事。同事纳闷地告诉我：“莎朗和小陈带了50袋礼物上车，给车上每人一份。我问她干吗这样客气。她不解释，只微笑着说：‘是中国人该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