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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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灾难性的、黑天鹅级的污染事故发生了……因为事先完全没有准备，到处都是一团糟。数万人逃离家园，恐慌情绪蔓延。政府极力救灾，但人手和资源毕竟有限，连官方公布的各地污染数据都是错的。政府把一些灾民转移出来，可是有人发现，政府指定的新安置点的污染程度居然比这些灾民原来住的地方还要高。人们必须自救，可是现在甚至没人知道哪里是安全的。

　　接下来的局面当然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是这一次的剧情，跟我们常见的捐款捐物很不一样。

　　一个身在海外的科学家发出一封电子邮件给几位同行，号召懂技术的人为救灾做点什么。讨论的结果是必须迅速搞到一批环境监测设备——灾难发生以来这种设备太抢手，已经买不到了。几个人发起和创建了一个网上社区，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家决定干脆自己制造：一个创业公司设计出了更方便好用的新款设备，一个众筹网站帮着筹集了款项，一家本地公司完成了生产，一大群志愿者把监测设备绑在汽车上走街串巷，他们很快就收集了超过5000万个数据，放在一个信息共享网站上供人们随时查阅……日本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被网友、大众解决了。

　　我觉得这事儿做得特别漂亮，比“共享单车”之类的互联网风投故事更有意思。这是2011年日本地震導致核电站泄漏之后发生的事。那个环境监测设备是探测核辐射的盖革计数器，那个首发倡议的科学家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

　　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是个非常有名的机构，我们经常听说那里的新发明，但是伊藤穰一和杰夫·豪合著的新书《爆裂：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讲的并不是技术。这本书讲的是伊藤穰一从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中悟出的一些道理。

　　以我之见，这些道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在互联网时代，一种新体制正在解决一些过去的旧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

　　简单说来，旧体制做事的方法是“命令与控制”：领导做出决策，下级贯彻执行。而新体制的做事方法，叫作“涌现”。

　　“涌现”是个非常地道的科学名词，说的是超级复杂的系统的一个关键性质。比如说蚂蚁。每一只蚂蚁个体并没有什么智慧，做的事都很简单，几乎全是生物本能反应，可是当有了蚁群，它却能做出一些极其精巧复杂、充满智慧的事情。人的大脑中有上千亿个神经元，单个神经元的功能都是比较简单的，就好像是一个电子元件，可是这些神经元加在一起，却能让人产生智慧和意识。这就是涌现。

　　请注意，涌现可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涌现是一个一加一不但大于二，而且还促生一个全新事物的过程，它上升到了不同的层次。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涌现现象：每个人都只会自己的一点点专业技能，甚至没有一个人掌握哪怕从头至尾制造一根铅笔的全部手艺，但是众人合作，可以造出无比复杂的东西。

　　如果涌现是种如此厉害和普遍的力量，为什么非得等到互联网普及的今天，才又被人重视起来了呢？这是因为实现涌现是有条件的。早在70年以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就问过这个问题：既然市场这么好，为什么企业内部不实行市场式的自由合作，非得搞命令与控制这一套呢？答案是交易成本太高。把一群陌生人组织起来进行有效合作是需要成本的，因为交易成本太高，涌现并不经常发生。

　　然而，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互联网虽然只是一项技术，但是这项技术可能导致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本书中有个比喻特别好：现在我们看互联网，就好像电影技术刚出来时人们对待电影的态度。最早的电影是没有剧情的，都是一些小短片供人们消遣。很久以后，有了特写镜头、有了声音、有了剧情、有了长的故事片，人们才意识到“电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用伊藤穰一的话说，这就是“系统”的力量，预测未来不能光考虑技术本身，还得考虑技术与环境的互动。

　　用这个眼光再看互联网时代，对于我们很多默认的常识，就得重新考虑了。

　　比如说，我们以前总说一个成功的团队要上下一心、团结如一人，当下仍然适用吗？不一定。新时代讲究多样性，把有不同背景、不同观点的人放在一起，反而能获得更强的办事能力和适应能力。人才配置不再是把最好的人放在最关键的地方，而是——用罗振宇爱说的一句话——“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书中最好的例子是一群电子游戏玩家，帮着生物学家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还获得了论文的署名权——因为游戏玩家有比生物学家更强的空间想象力。

　　“不团结”，往往是创造力的来源。在这个时代，“违抗”比“服从”更有价值，有很多科研成果是科学家“违抗”上级命令、自己单干的结果，因为没有人是靠别人告诉你怎么做而赢得诺贝尔奖的。

　　再比如，“不打无准备之仗”，这句话还对吗？黑天鹅事件本质上就是不可预测、没办法提前准备的。专家认为9级以上的地震在日本1。5万年才会发生一次，但它偏偏就发生了。事实上，像这样的灾难提前准备反而是不必要的，否则政府就没有资源干别的了。

　　那新体制是怎么做决策的呢？是先做起来再说。太过追求安全你就什么都赶不上，敢于冒险、有想法赶紧尝试才是时代特色。几年前，奇普·希思和丹·希思的《决断力：如何在生活与工作中做出更好的选择》这本书里就讲过这个道理——实干家不需要精确调研。但是伊藤穰一在这本书中提到一个关键机制，使得“尝试冒险”的做法变得更容易了。

　　这个关键机制就是“供应链”的成熟。现在任何一个人有个什么好想法，找到人帮你把想法设计成产品，帮你安排产品的生产，帮你做市场营销很容易。你不需要工厂，不需要库存，甚至不需要自己的资本，你需要的只是想法。有想法就尝试一下，很快设计定型，把产品推向市场，如果卖得好就继续生产，如果卖得不好就放弃，成本并不高。这是冒险成本越来越低、大企业敌不过小公司的时代，这是把一切产业都变成软件产业的机制，这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

　　互联网科技对世界的改变，绝不仅仅是生活和娱乐的升级，更可能是整个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管理的根本变革。如果“涌现”比“命令与控制”越来越高效，那“维护领导的权威”及“加强管理”还有多大的意义？如果现在的“天命”是在小创业公司这一边，那巨无霸企业岂不是很危险？

　　其实这个道理并不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游击队的胜利体现了这个道理。“山寨制造”打败国际大品牌也是这个道理。耶鲁法学院教授吴修铭有本书叫《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它从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史中，总结出一个规律：任何革命性的信息技术，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总是自由开放的，而成熟以后一定会走向垄断封闭。现在我们正好赶上一个新技术发展的关口，“自由、开放、去中心化”，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伊藤穰一说了“涌现”体制的这一面，我想提醒读者一句，“命令与控制”这个“另一面”并没有完全失效，而且一旦创新速度变慢，相关领域就很可能重回“命令与控制”体制。

　　那么回过头来说，伊藤穰一提醒我们的终极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体制才是创新体制？答案是涌现体制。如果害怕风险和混乱，干什么事都要等待准允，你就不可能真的创新。

　　现在在中国，拿个智能手机上街基本上就不用带钱包了，中国人享受了全世界最发达的互联网服务，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可我仍觉得中国在互联网时代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伊藤穰一在2011年应对日本核电站泄漏事故时所做的事情，还没有哪个中国人做过。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这样去中心化、“反学科”的研究机构，中国还没有。真正原创的互联网应用，在中国还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