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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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省体校，一个房间睡8个人，上下铺。体校的孩子家里的条件都很一般，而且集体生活就是那样，你吃个什么东西，大家都会凑上来。

　　像泡一碗面，8个人每个人都要来吃一口。泡面就是很便宜的那种，袋装，我记得是“红发”牌，也就5毛钱一袋吧，里面只有一包调料，连油都没有。如果是一个苹果、一个梨，8个人每人上来咬一口，立马就没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还蛮好玩的。大家的家庭条件都不算优越，能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其实很温暖。我在体校的收获之一，就是我现在最擅长的煮面。那些当年跟我一起分一碗方便面的队友，现在大部分都当了羽毛球教练，有一些则去当了警察。

　　可是，就如你们在青春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男孩子多的地方，年纪小一点的总难免受欺负。给大队员洗碗、洗衣服，那是必须的。刚到体校的时候，我身上很少带钱。妈妈送我到福州后，脸盆、碗筷、水壶这些都是重新置办的，临走时留了些零花钱给教练，也放了一些在大队员那里。可是我毕竟才9岁，有时候不敢跟教练要，跟大队员拿吧，他们就说存在银行里呢，没带在身上。于是，我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每个星期的两个晚上，外婆来给我送点吃的。补充营养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能见到自己的亲人，以缓解刚到省体校时的种种不适应。

　　我跟外婆的感情从小就特别深，我一直称呼她“奶奶”。外婆不会骑单车，那时候总是风雨无阻地乘公交车来看我。外婆是虔诚的基督徒，只要不生病、身体条件允许，每个周末总是雷打不动地去教堂做礼拜，为我祷告。这两年外婆年纪大了，尽管我不能常陪在她身边，但我们祖孙俩心里都记挂着彼此。2012年初，我在左手臂上文了一个十字架。有了它，就好像有外婆守护着我，什么都不用怕。

　　在体校的时候日子苦，加上我年纪小，免不了会想家。我妈妈性格非常坚强、乐观，可我小时候却很爱哭，而且特别黏我妈。刚到福州那半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家里写信。信封是妈妈事先帮我准备好的，写好了地址，贴好了邮票。至于那些信的内容，想必很多球迷都已听说过不少了，还曾被拿到《鲁豫有约》上公开读过。信中差不多每次都是“妈，我在这里很好”“妈，我好想你”“妈，你什么时候来看我”这样的内容。那些书信现在还剩了三四封，在家里保存着。虽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但我妈还是觉得奇怪：那么小的一个人，怎么就会懂得“寂寞”，还会在信里说“在我最寂寞的时候会想家”。

　　对爸妈的想念，又岂止从家里到体校的600公里那么长？每次爸妈来看我，我都会央求他们多住几天。可再开心的相聚也有分离的时候。我至今都还记得，爸妈要乘火车回家时，我跟在出租车后面一边哭一边追的画面。后来我问我妈：“那时候你怎么下得了‘狠心’？”妈妈故意调侃说：“司机还问呢，要不要停，我说别停，一停今晚又走不了了。我们那时候……”妈妈没说完的，这些年我也渐渐明白了。

　　2005年，我在苏迪曼杯夺冠之后，爸妈受中央电视台邀请来到北京。节目录制前，我并不知道他们要来。当主持人读完10年前的那封家书、我正有点情不自禁时，爸爸突然从后台走了出来，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其实，他们又何尝不想常常见到自己的儿子？可自从我2000年入选国家队后，那还是他们第一次来北京。那天，爸妈都很高兴，录完节目后还在中央电视台门口留了影。而现在，虽然我依然南征北战到处打比赛，但只要我在北京待的时间超过两个星期，我就一定会让爸妈住到北京来，因为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过去，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

　　9岁进了福建省体校，我就是半专业的运动员了，上午读书，下午训练，一周只休息星期天一天。

　　那会儿在每个星期六的时候，体校会放一部电影。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偶像的力量是什么。看得最多的就是林志颖，有时也播周星驰。不管男生女生，好像都会喜欢林志颖、吴奇隆，还有一部分女孩喜欢郭富城。

　　和别的孩子一样，我也会买一些海报贴在墙上。像林志颖这些明星的海报，那个年代大家都买，我也跟着买，而且我也留长头发，还是分头呢——中分。那种发型是那时体校的每个学生都会留的。那会儿大家都学港台明星，头发留得很长，每天起床后，先用水把头发打湿，然后往两边梳。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

　　这种看似欢乐的集体生活，我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都没有完全适应。多亏了体校里的那些小伙伴，让我感受到很多温暖。因为就算我叫爸爸妈妈来，他们也没有办法来，他们要上班，那时候外婆也不可能天天来。这就逼着我只能靠自己，其他室友也是一样。慢慢地，我就把注意力转移了，不再去想爸妈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把我接回家。

　　后来，我参加了全国少儿羽毛球锦标赛，获得了乙组男单亚军。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块奖牌，也是我第一次出省比赛，还没有奖金、荣誉的概念，只是觉得很开心。在回福州之前，我跟教练借了点钱，给爸爸买了个烟灰缸，给妈妈带了一包她没吃过的草莓饼干。

　　那年我1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