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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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有亮

　　在故宫里，日子过得很慢，因为没有什么值得着急的事儿，手头的活要一点一点做，时间似乎也静止下来；在故宫里，日子过得也很快，还没察觉，满头青丝就变成白发，回头看，只做了一件事。

　　“不知不觉就老了。”王有亮说。他19岁进故宫，还是个爱说爱闹的小伙子，转眼35年过去，他已经成为故宫青铜器修复专家和“非遗”传人。那些国宝级文物经过王有亮的巧手，上色、做锈，肉眼已经无法分辨究竟是出土文物还是可以乱真的人工修复。这是至今鲜为人知的传统工艺，由在故宫工作的师与徒一代代默默地传承着。

　　一

　　和王有亮约好在故宫西门见面，远远地就看见他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等在门口。这辆车在《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出镜后就变得相当有名，大家都知道他经常会骑着这辆车“出宫”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到宫门外抽烟。

　　王有亮没想到这个纪录片能这么火，他这个本打算在深宫中默默无闻工作一辈子的人忽然出了名。

　　但是王有亮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世人眼中的传奇于他不过是日常生活，他仍在琢磨手头的活计。他正在和徒弟高飞修复一批从汉朝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已经做了一年多，也差不多该收尾了。

　　徒弟高飞已经跟着王有亮在故宫工作了10多年，说起这个徒弟，他觉得挺满意。“青铜器修复，你得真感兴趣，还得踏实、心静，有些孩子来了，学一段时间觉得烦，就走了。还是得真正爱这一行，才能待得下去。”

　　看着高飞，王有亮总会想起30多年前自己跟着师父学艺的那段日子。

　　1983年，19岁的王有亮从国家文物局和鼓楼中学合办的“文物班”毕业，顺理成章地进了故宫。说起师父，王有亮由衷地敬佩：“我师父是故宫著名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他的青铜器修复水平，在国内外都是首屈一指的。”

　　赵振茂15岁当学徒，是“古铜张”的第三代传人。1952年，故宫博物院的老院长吴仲超从全国选拔青铜器修复高手，亲自把赵振茂请来。赵振茂算得上故宫里搞文物修复的第一批元老，著名的国宝级文物铜奔马就是经他的手修复的。

　　二

　　难以想象的是，如今沉稳平和的王有亮上学时是班里出了名的“闹将”，爱说爱玩，让他安静地坐会儿都不容易。

　　赵振茂给王有亮立规矩：上班不能说话，不能闲聊天。拿个复制品，整整一上午坐那儿打磨，再想说话也得憋着，一出声就挨训。其实这是师父在想着法儿“磨”他的性子，一切就从磨青铜器开始。

　　当时正赶上英国一家博物馆要复制一批青铜器，共有32种，每种50件，这项任务成了新来的这批学生练习基本功的好机会，因为修复青铜器必须从复制学起。大师兄带着王有亮等一拨儿小师弟做铸造、打磨，师父在最关键的一步——“做旧”时，才上手。

　　磨到什么份儿上算行？师父给了标准：“表面跟剥了皮的熟鸡蛋一样，古代器物制作的时候就是这个规矩。”王有亮是个实在人，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做，他知道在师父面前那些偷懒的招数都不管用，师父都不用眼睛看，只用手一摸就知道打磨得合不合格。于是，王有亮就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打磨了3年，手掌和指头的纹路都磨淡了。漫天的铜末子飞到身上，夏天一出汗，别说手了，浑身都是绿的。

　　3年过去，任务完成，用师父的话说，王有亮“浑身的躁气都化了”，人也慢慢沉静下来，这才算在这个行当里入了门。王有亮干活时这股子认真、不惜力的劲头打动了师父，他最终成了赵先生的关门弟子。趙振茂（中）正在给年轻的王有亮（右）讲解青铜器

　　故宫的很多技艺是代代相传的，虽已经没有了旧时代手艺人拜师的那些老规矩，但全靠师父口传心授，师徒关系自然非同一般。“在不熟的人眼里，我师父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更多时候‘活儿都在手上’。但他对我特别好，而且特有冷幽默。虽然现在很少有人讲究师徒关系了，但师父就是师父，算是亲人。”王有亮说。

　　赵先生到75岁以后身体状况变得不太好，在这之前的七八年，王有亮几乎天天跟他一起工作，师父把他的一身绝技倾囊相授。跟大多数中国传统手工艺匠人一样，除了吃得了苦，优秀的匠人还必须得有天分，比如青铜修复这个行当里“做旧调色”这个步骤，师父领进门，剩下的就要靠自己参悟，有几次还真把王有亮难住了。

　　“做旧调色这个步骤很难，完全凭感觉。比如一件器物，你看它是绿锈，它绝对不是纯绿，里边多少是有黄的、红的等各种颜色，就跟画油画似的。”这种对色彩的感觉师父教不来，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经验就是一次一次试出来的。有时候花了很多力气调好色，师父只一句话：“你这个色不对，里边欠点儿红，露着底儿呢！”直接拒收，王有亮就得拿回去重新琢磨，有时候甚至得把已经补好、做好的锈色全部用药水洗掉重新做。

　　王有亮回忆这段学艺经历时，觉得很是折磨人。“有时候就是调不出来正确的颜色，一个星期都调不出来，难受死了。”直到今天，遇到调色这个步骤，王有亮仍需琢磨半晌，才慢慢上手。“干我们这行儿有规矩，灯下不做色，阴天也不行，就得是自然光。也没听说过称量颜料克数的，都是凭手感。”

　　三

　　王有亮工作的故宫文保处青铜器修复组原来在西六所冷宫的一个小院子里，如今统一搬到了故宫新建的“文物医院”。

　　青铜器修复是故宫文保处的一项重活儿，因为故宫收藏青铜器16000多件，是中国青铜器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清代，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内有专门机构负责征召各地能工巧匠仿制、修复青铜器，逐渐形成了一套工艺规范的传统手工技艺。这项技艺代代相传，如今的“非遗”传人正是王有亮，因此，他担负着传承故宫绝技的重任。

　　在故宫的35年，不知道有多少国宝级的文物经过王有亮的手。不过他跟师父一样，几乎从不主动提，非得你追着问，他才偶尔说两句。“大家问得最多的，就是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王有亮说。王有亮修复的器物很多，最出名的应该是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它是国家一级甲等文物，无价之宝，也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重器之一。它被送来的时候，方壶的器腹裂开不规则形状的大口子，耳朵也掉了一个。

　　焊接耳朵、补配腹部参差不齐的口子，再把补配的地方做旧。王有亮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救活了这件稀世珍宝。一位文物专家鉴定后说，如果不出意外，这件青铜器至少在100年内不用再修了。

　　还有破损更为严重的文物。曾经有一件从湖南收来的青铜卣，整物30厘米见方，但每片都碎得像蚕豆那么大，王有亮看到就有点儿发怵。他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决定先拼四五个小块，然后连接成一个大块，拼了有六七组大块，最后再整体给它焊接上。“对于特征不明显的残片，得耐心地给它们‘找邻居’，看碴口、弧度、薄厚、锈色，对上一个就做上记号。碎渣子也不能随便丢了，都得收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王有亮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使得这件重器起死回生。

　　王有亮后来才知道，这种花纹的提梁卣全国可能也就一两件。因为青铜器上一般都是饕餮纹，像这种蜥蜴纹饰的极少见。过去故宫博物院里没有这种类型的器物，修好了，等于又添了一件宝贝。

　　这些年，王有亮一共修复了300多件青铜文物。从墓葬中发掘的青铜器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经破损甚至被腐蚀碎裂，有时甚至已破碎成上百片。王有亮凭着一身绝技，硬是将这些“废铜烂铁”修复成世界顶级文物。

　　对王有亮来说，修好一件文物后的感受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心里特兴奋、特舒服、特有成就感。因为有可能一辈子就这一次，有的器物我一辈子也赶不上修一次。上一代人修了，下一代人就没机会修，因为百八十年的东西不见得再过你的手。”

　　四

　　在中国，匠人一直遵循着“无名无我”的传统。故宫里一代代能工巧匠大多数只留下一个姓氏，他们的生命痕迹悄无声息地留在这些宝物上，不被人所知。青铜器修复也是如此，一直遵循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干我们这行，对一个人手艺的最高赞誉是恢复原貌，你所做的就是要让人看不出来。”所以，王有亮这些大国工匠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永远隐藏在文物背后，便是故宫这些修复大师的人生。当年王有亮师父修复铜奔马，随后，中国文物在全世界巡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文物外交”开始了。郭沫若泼墨挥毫，用“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豪迈诗句，来形容当时的盛况。

　　“这些事儿，我师父几乎不提。我就没听他跟谁说过自己修过什么东西，哪件是国宝。他对每一件过手的物件都很慎重，哪怕是復制品。”王有亮说，“我觉得师父教给我的不单是技术，更是他敬业的态度和做人的品格。”

　　抹去文物上所有修复的痕迹，好像什么都没有做过，而实际上，故宫修复师所做的工作，付出的代价超乎人们的想象。“铜锈的味儿闻多了，鼻子、嗓子、眼睛都疼得难受。”由于常年接触各种化学物品，做青铜器修复工作的人大多有鼻炎。每当换季一变天儿，一屋子人轮流打喷嚏。王有亮摆摆手，不当回事儿。“都是这么过来的。”唯一跟年轻时候一样的是，他现在仍然坐不住，原来是心里闹，现在是腰疼。因为修复青铜器，累腰，焊接的时候得抱着干，东西不能撒手，老得拿着劲儿，久而久之，就落下了腰疼的毛病，不能久坐。

　　如今，和王有亮同一届的师兄弟有离开故宫的，也有转了组的。他一直干这行，是因为喜欢，也因为总有遗憾。“自己完成一件器物的修复，心里挺美的，但要说最满意的，真没有。你自己修复的，手艺再好，还是觉得缝隙补得不够完美，总觉得有缺憾。”

　　有人说，故宫的修复大师在故宫修文物，也修复浮躁的人心，修复我们的欲望和我们自以为是的价值标准。确实如此，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坚持着自己的喜好。在日复一日的修复中，成全了文物，延续了历史，最终也成全了他们自己，这便是“一事一生”。故宫里不少大师都像王有亮一样，沉稳亲善、温暖谦逊、从容淡然、执着内敛，他们没有因为工作而变得严肃沉闷，却出人意料的幽默平和。

　　“有些事儿不用嚷嚷得全世界都知道，一辈子踏踏实实的，挺好。”王有亮觉得，自己一生只做好一件事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