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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才知道许多学者伟人名人要人,他们马不停蹄,枵腹从公,钻研深究,以致废寝忘食,死不放手,都是所为何来。
小时候,母亲把我的八字拿去请人批流年,什么天干地支,水火相克,我全不懂,只记得一句话:“她一辈子劳碌命。”
不知是那句话影响了我,还是命该如此,我就是不会享福,十足的劳碌命。譬如说吧,我不会睡觉,不会闲得无聊,总觉得有一大堆做不完的事、看不完的书、回不清的信、想不完的问题、交不尽的朋友。我便这样忙忙碌碌地过了几十年。
在中学,我觉得专门读书太枯燥了,应该参加课外活动,越多越好,从最文的到最武的都有我一份。结果呢,书剑两无成。到了大学,更闲了,闲得腻人,于是去听课。那时北大的名教授很多,上课又不点名,我紧张地在那座红楼赶,赶了一堂又一堂,闹到后来,几乎忘记自己主修的到底是哪一科,结果呢,样样半瓶子醋。
我一直被人目为精力充沛,无论老少都怕和我打交道,他们说,我太赶落人。
到了美国以后,我可真痛快了,如鱼得水似的,忙呀,赶呀,绝不落后。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例行家事,已经可以把一个生长在东方的主妇,闹得人仰马翻,我却还要去芝加哥大学听课,去西北大学夜间部学英语正音。到了后来,还是觉得空闲太多,便在一个朋友的商业机构内,帮他做国际贸易。无论是洗衣做饭,上课办公,我都兴致勃勃,对于那个花花世界,睁大了眼睛去观察,去学习,去工作。
后来我又回到了东方—日本,她保存了浓厚的闲情逸致。那时我已经过了三十,开始能坐定了慢慢地喝完一杯苦茶,开始倚在石头上看花开花落,开始学插花堆盆景,用一根鹅翎几块石头,扫出白浪翻腾,开始学跳舞,开始学桥牌,开始能躺在床上听夜雨敲窗,看明月窥户,而不急着寻韵寻诗。但那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仍然是无事忙,譬如一桩小事今天来了,我便寝不安席,我希望每件事都十全十美;朋友间若有误会,我一定挺身而出代做调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相处如手足。
调到菲律宾后,我在偶然的场合下,被朋友拉了去代课;在偶然的场合下,被朋友鼓励去写作。这两件事对我都是新颖陌生的,我惊诧欣悦地发现我是这样喜欢它们。这个新天地使我任意驰骋,可是却把我忙个够,清晨上课回来后,忙着写稿,取稿人常常站在门口等。交出了稿子,沐浴更衣赴晚宴,深夜归来批改作文考卷,翌晨再赶去上课。
回到了祖国,我既不忘记了日子洗衣服,看着钟吃三明治,也不再多管闲事惹烦恼,更不必一天赶五个宴会,教三小时书,写两千字稿了。虽然桌头的日历常常忘了翻篇,可是我依然忙个不停。我每天要看九份报、五种中文杂志、两种英文杂志、三种翻译杂志,面对这些报纸杂志,它们既像债主,又像是鸦片烟,总觉得是一桩心事,是一种瘾头,躲不了,割不断。
我试着学习懒散闲荡,可是不到三天,我开始忧虑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空暇,于是我真的病了,患的是抑郁症、头痛、周身痛、失眠、怔忡,西医抽了我不少血,中医给了我许多苦药吃,诊断是气血两亏,家人幸灾乐祸地说:“是不是?这回你可病了,看你还奔命不?让我们也趁此缓一口气。”我没有法子,只好躺下,躺了一天,脑子的问题更多了,若想不通,只有看书。这样一来,书堆满了一床,挤得很不舒服,索性坐起来看。这一坐起来,放眼一看,家事样样不顺眼,一生气,索性不病了。离开了床,丢开了药瓶,忘记了疼痛,我又豁然了。
我现在才知道许多学者伟人名人要人,他们马不停蹄,枵腹从公,钻研深究,以致废寝忘食,死不放手,都是所为何来。虽然他们忙的是大的重要的,我忙的是小的微末的,但它们同样都是要到死方休,没法子,都是劳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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