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们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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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要命的疼痛来得没有一丝的先兆。

　　七点多钟和朋友们在外边吃过晚饭回到家里，歪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了一会儿的电视，然后照例地提了一壶开水自己一个人走到了书房里，一卷散发着浓浓油墨清香的书卷刚刚摊开，忽然感到腹部有些隐隐地疼痛。我轻轻地左右扭几扭想活动腰身，但没想到疼痛立刻就加剧了。那种疼痛就像是蹲在铁轨上无能为力地感受飞驰而来的黑色列车，先是疼得浑身不停地颤栗，但只是两三分钟的工夫，疼痛就一下子全部淹没了我。脸色瞬间变得蜡黄，五官被疼痛折腾得错位扭曲，豆粒大的汗珠一下子渗满了额头和脸颊，双腿哆嗦得站不起来了，我忙惊慌失措地向楼下的家人呼叫求救，妻子和孩子一阵风似地从一楼冲了上来。妻子一边手脚忙成一团地照料我，一边吩咐同样惊慌得不知所以的小女儿拨打急救电话。但就在女儿刚走到座机旁边伸手去拨号时，刺耳的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女儿拿起电话，刚听到对方说话，就立刻说：“我爸突然生了急病，我现在急着拨急救电话要救护车，你先挂了吧！”妻子问女儿谁挂来的电话，女儿边手忙脚乱地拔急救电话，边回答说：“我爷爷从老家挂来的。”

　　急救车很快风驰电掣地赶来了，把我和家人送到了离家不到两公里的医院急诊科，医生很快就诊断出我患的是急性阑尾炎，病不大，但要立即手术。医生和护士去做术前准备的间隙，我想起了父亲刚刚拨来的电话，就吩咐妻子好女人说：“给老家打电话，就说我没事儿，别让父母们瞎焦急。”妻子转身走到病房外去拨电话，一会儿就回来跟我说：“电话拨了，父母慌得要连夜往县城赶，我不让，让他们等明天再搭车来。”

　　是啊，深更半夜的，父母怎么能赶得来呢？老家距县城一百二十余华里，山高路险的，每天只通一趟班车，夜晚基本上没车通行，怎么能来呢？

　　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夜晚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就被送回到安安静静的病房里，打了点滴进行静养。女儿因为明天早晨还要上早自习，被我和妻子劝回家了。妻子因为刚才一阵又怕又急的慌乱，早也身困体乏了，见我没事了，伏在病床边很快就睡熟了。

　　凌晨五点多的时候，病房的门突然被轻轻地推开了，我吃了一惊，撞进门来的竟然是我年逾六旬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半白的头发已经被汗水彻底濡湿了，父头上蒸腾着丝丝缕缕乳白的热气，父亲的黑棉袄拎在手上，贴身的秋衣被汗水浸透了几大片儿。

　　“怎么来的，这时候咱们那里还没发班车呢？”一脸惊讶的妻子问。父母来不及搭话，只是惊慌失措地偎在我的床头询问病情，当他们确定我彻底没事的时候，他们才彻底地松下了一口气，父亲如释重负地扑通一声瘫坐在病床边的那把木椅上，母亲边粗声喘气边揉自己的膝盖说：“累死俺了累死俺了！”

　　待他们稍稍安定下来，我才问父亲说：“你和我妈怎么来的，咱们那里夜晚有顺风车搭吗？缓过些劲儿的父亲咧嘴笑笑说：“哪有车搭呀，你妈俺俩是跑着来的。”

　　跑来的？我和妻子大吃一惊，这么冷的天，一百二十多里的山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深夜，又这么年迈的一对老人。我有些心疼地埋怨父母说：“不是说过了让你们明天搭车来吗？你们怎么能这么急？”

　　父亲又咧咧嘴笑笑说：“谁的孩子生病了，他父母不是这么急？”母亲边揉腿边说：“你爹说，孩子病得这么紧，别说是在县城，就是在北京咱也要连夜赶着去，早一分钟见到咱就早一分钟安心。一百来里的路，能算远吗，这不，你爹俺们不是赶过来了吗？”

　　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

　　是的，不论我们离父母多么远，但父母的心都紧紧地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幸福而风光的时候，父母们总是在沉默地欣慰着，我们成功而得意的时候，父母们总是在不声不响地替我们高兴和骄傲着，但如果我们有了忧伤和困难，他们总是第一个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他们距离我们总是那么那么地近。

　　不管世界是多么地大，不管天涯是多么地远，但是只要我们困苦和需要，父爱和母爱总是离我们这么地近，那是最小的计量单位也无法计量的近，那是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的近，那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忘却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