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毋渡河，毋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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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永厚先生相识，是在30多年前。他从合肥来到北京，客居于紫竹桥附近的中国画院，一位朋友约我一道去拜访他。

　　未见之时，只能凭对他兄长永玉先生的印象想象，不料一见之下，大為意外。若论模样，兄弟二人颇为相像，一旦交谈又似迥然有异。永玉先生稳健深沉，虽然健谈，但对初次相识的人，总保有一份矜持，令人敬重之余也有几分敬畏。永厚不同，他热情洋溢，毫无遮拦。我们去时，他正在作画，迎我们进去，便道：“等一下，我画完这几笔。”

　　桌上铺着纸，已经画了大半，尚看不清总体模样。这时，他对着镜子张嘴龇牙，做威猛状。端详片刻，回到桌前，勾勒几笔，正是鼻口须胡部分。抛下笔，又忙着倒水。待到坐定，才说，这画的是李逵。先前画过，被朋友要去，这才又画一张。

　　待到我隔几日再去，那张李逵已经画好，贴在墙上：足蹬芒鞋，挺胸凸肚，一臂抚胸，一臂提斧，下垂无力，脚下是一只跌碎的酒碗，当是被宋江下毒后愤怒、痛苦的情状。上方题道：“世上几多开山戏，每到收场总伤怀。”

　　这幅画最初作于“文革”中。永厚当过兵，对老帅们深怀敬意。偷偷作画，也是为了“抒愤懑”，只能供朋友们偷偷观赏，终被一位朋友攫去。

　　这幅画被他一位也是姓陈的朋友（若没有记差，是叫陈梦麟）看到后，填词一阕，调寄“念奴娇”。词曰：“杀星下凡、旋风起，难分须黄鬓绿。刚肠一条斧一对，真正中华民族。不顾身躯，不求功绩，赤膊迎飞镞。太平时节，竟遭楚州鸩毒。人赞将军，生平曾杀虫捉鬼，地天难服。我更重之，山寨上、怒砍杏黄大纛。宋氏大哥，赵家皇帝，任谁弄鬼蜮。铁牛在此，咬牙磨斧深谷。”永厚用画笔将这情感记了下来，引起了读画人心头的共鸣。

　　他这一类的作品还有很多。

　　另一幅《大王过长安》，画的是一只卧虎，匍匐于地，然雄风犹在。跋语注明是丁巳清明旧作，正是为祭奠周总理、呼唤邓小平复出而作的。图之所喻，不言自明。图上题诗：“大王过长安，经年雷不散。似闻吼声远，恶云惊复见。忆昔菜花繁，碧血荐白幡。天公应抖擞，不许隐南山。”画这样的画，在那个年代需要有多大的胆量，冒多大的风险！那画，表达的是画家个人心灵的呼唤，但现在能够在公开场合看到的此画，已是黄先生30年后复制的了。从不能公开到可以公开，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个人人格与感情抒发的一大解放。难怪他要感慨地写道：“唉，好长的人格跋涉之路！”

　　“文革”过去之后，一位北欧的美术家来华，看到了永厚先生的这些画作，很感兴趣。他回去后写了一篇评介，给永厚先生这类画作加了一个名称：“大字报画”。永厚先生很喜欢，因为一个画家，能在那个时代，以画笔记录下时代的真相，正是一种另类的“大字报”啊！艺术家的精气神，艺术家对时代的责任，毕现无余。我对永厚先生的尊敬，我同永厚先生长久的合作，其情感的根源也在于此。

　　永厚先生喜欢读书。这似乎是天性。他读书很杂，有时是听别人说到，有时是从报刊上看到，文、史、哲、经都愿涉猎。好处是博杂，弱点是不系统。但有一点却是系统读书人所不及的，那就是他边读边想，不是想什么“体系”，而是想书中所论与他平日所思的联系。若有所得，便会勾起他的画思、画意，让他产生创作冲动。这种时候，他每每会打来电话，劈头就是：“你听啊。”接着便把他想到的题跋念给我听。他念得很快，不讲前因后果，也不管我是否听懂，一通念完，便问：“怎么样？”怎么样？我听都未听明白，只好请他慢点再念一遍，结果还是没听明白。他说他画了一张，我说：“哪天去您家看。”于是，挂断。等到我去他家，才明白他画了什么、写了什么。

　　譬如，那张《风赋》，是读了宋玉的《风赋》后画的。画面是宋玉当风，衫袖袍带，临风飘拂。宋玉是美男子，那图色彩亮丽。跋语是他习惯的长跋：“楚襄王三逼宋玉，使成‘共风’之说。‘发明耳目’，颂大王之雄风；‘死生不卒’，申万民之冤苦。扬子曰：‘尸位素餐，壮夫难为。’后世之舐痔骂街，遂立门户。嗟乎，《风赋》歌德，或为绝响……是知宋人曹商，贾府焦大，千古同宗也。”

　　他在说什么？他想说什么？他读了《风赋》，很欣赏宋玉的文采，那是肯定的。欣赏什么？欣赏宋玉在楚襄王威逼之下，还能实话实说，虽然用了很华丽的辞藻，但毕竟没有跟风吹捧。

　　《风赋》说的是：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陪侍。一阵风吹来，襄王大悦，突发感慨，以为这风该是他与庶人共享的吧！于是要宋玉以此为题，做一篇文章。但宋玉没有顺着他的思路去做拍马文章。相反，他把“风”分作了雄风和雌风两种：雄风是专属于大王的，能使他“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至于雌风则是庶人之风，只能使人“中心惨怛，生病造热……死生不卒”。用这种雌雄二风之说，委婉地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对立与命运不公。

　　永厚先生作画，大概是有感于后世难有宋玉之才，要么如焦大撒泼骂街，要么如曹商拍马舐痔，各立门户，斯文遂绝。

　　永厚先生当年在上海，没有钱去大展馆办画展，于是到虹口公园一处小展厅办了个人画展。小展厅地处僻远，不料来了不少画界“大腕儿”。有人见他的画题跋满纸，不禁起疑：“这是中国画吗？”恰被朱屺瞻先生听到，便回道：“是国画，这种画很难画，要读许多书。”永厚先生的画别具一格，得益于他认真读书。

　　他读书很杂，但不论读什么，都非常认真，并在书边密密麻麻写下许多心得或评语。这些写下的心得、评语，有的便化而为图。譬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并不难找，《古文观止》里就有。读过的人很多，但好像只有他将之画成了图，而且自出手眼。

　　这幅图的跋语：“或难王介甫，特鸡鸣狗盗之雄。曰：亦土产也！田文仁者，不忍绝其种。”鸡鸣狗盗的故事，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是说孟尝君要逃离秦国，到了函谷关，还未到开关之时，但后有追兵，情况紧急。门客中有能学鸡鸣者，一叫，群鸡皆鸣，于是开关得脱。此后多有赞孟尝君广招门客，不去鸡鸣狗盗之徒，所以大难得脱。但王安石不以为然，认为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真正的“士”，羞与为伍，反倒不来了。永厚的跋，是借王安石的画，从反面调侃了一下孟尝君。他的意思是：这些鸡鸣狗盗之徒也是“土产”。孟尝君不过不忍他们绝种罢了。鸡鸣狗盗之徒，何世无之，何处无之？孟尝君或许是不忍这些混饭吃的家伙活不下去。仁者，何世无之？鸡鸣狗盗之徒也就可以一直混下去了。

　　这种从读书中来的话题很多，读书不绝，画题不断。要紧的是世事洞明，画题才有新意。否则，死读、呆读，何益之有！

　　永厚先生是重情义的人。他的有些画作，就是从情义中来。这幅《捉蒲团》便包含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陈梦麟，是永厚的一位好朋友。大概是1981年吧，陈梦麟想从外地调回合肥，问永厚先生能否施以援手。那时，永厚先生还是一位大学教师。他为人耿介，不会走门子。自己没有什么路子，也没有什么得力的朋友，尽管到处托人，终无结果。他觉得愧对友人，无法交差，只好画了一张画，送给友人，表达抱歉的无奈心境。画题就是“捉蒲团”。蒲团，又称“跪草”，是跪拜的用具。画上题道：“无地置跪草，放胆笑贞观。”

　　贞观，是顾贞观，为了救好友吴兆骞，向来不求权贵的顾贞观，还是走了门子，求助于纳兰性德。永厚先生画题的意思是：我连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可以放胆嘲笑顾贞观向权贵低首了。这是一种可叹的无奈。

　　接到这幅画，能诗的陈梦麟寄诗一首回赠：“痛哉梁汾屈膝处，生亦难，死亦难，菜根涩，布衣寒，平生意气犹轩轩。傲骨何曾向人屈，宁不痛哉，而今为我捉蒲团。有人金龟宝马可换酒，有人狂歌直上天子船。我公赤条条地一身之外无长物，更况是皮黑筋老不忍看。拼此躯，因我折，痛甚至哉、登楼狂哭枉捶栏。我读永厚画，气尚温，肠已断，乌头马角总是幻。铜山铁劵不及故人一片丹。山阳惨笛岂忍闻，飞霜不击雪漫漫。休休，公毋渡河、毋渡河，君勿捉蒲团，令我摧心肝。丈夫膝下有黄金，文章得失岂由天！三更拍枕频惊起，似闻鬼哭心倒悬。宁古塔前倒身拜，雨霰如泪迸江南。”

　　当年读到这幅画、这首诗，我忍不住双眼泪流。这是两位正直的知识分子无奈的倾诉，情至深，意至切。我相信这幅看似私人之间互赠的诗画，将会有永久的价值。

　　永厚去世了。他的画品、他的人品，都将为后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