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楂落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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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件事叙述出来的想法，已经折磨了我两年时间，由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开头，只能在心里一次次萌生，又一次次夭折。一直以来，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实际远非如此，讲述它需要勇气和时机。

　　那天凌晨，我再度失眠。我明白那些基本的事实根本无法回避，否则这个故事会显得奇怪而突兀。只叙述事实，这就是最恰当的开始。这是一件小事，在别人眼里或许不值一提，对我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零零三年五月，我生命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在患病和手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弃世而去。他的死，扯断了我与老家联系的那根温热带血的脐带，从情感上切断了我回家的道路。当然，那些道路依然存在，只是我丧失了回去的理由和冲动。勿庸置疑，我与老家血肉及精神上的联系，完全因为父亲的存在。他身后留下一个完整的农家小院，如今变得空阔寂寥。那些树木花草，包括他亲手种下的山楂树，全都憋足了劲疯长，然而，再也得不到他的呵护和垂怜。

　　他身后还留下另一个女人，他的续弦。他与她一起生活了十二年。当我回想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时，印象如此遥远、苍白。她没有给我留下哪怕一点让我觉得亲切和温暖的感受。当然，我没有理由苛求什么，现在更不想。他们在一起生活过，这就够了。我与她之间原本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和责任。

　　我的生母先我父亲而去。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相聚间隔了二十三年。现在，父母的团聚表现在一个传统的缅怀和纪念方式里：他们的遗像被我安置在上房正中的方桌上，他们紧挨在一起。我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回到城市我的家。

　　让我没有想到和无法理解的是，一天深夜，那个女人突然从床上坐起，歇斯底里破口大骂起来。这是在安葬父亲不过十天的日子里。她住在东耳房南头，我妹夫为了跟她做伴，也为了家里的安全起见，临时睡在北头的一张床上。他听到了她毫无道理地对我远逝的母亲的辱骂。父母在一起的遗照让她恼怒不已。她咒骂我母亲凭什么在这个家里占有一席之地。她使用了乡村最难听的话，一直骂了一个多小时，至到觉得解气，觉得累了才罢休。她在我母亲去世十年后，才来到这个家里，而我早已娶妻生子。母亲养育了我，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多年后，不明不白地遭受诅骂，让我难以接受。为此，我从市里赶到北李庄，一个离我老家十三里的村庄，找到那个女人惟一来往的兄弟，提出我的愤怒和抗议。他答应过问此事。他随后赶过去问询，但她矢口否认。

　　他向我通报了这个意料中的结果。

　　为了避免伤害我感情的事件再次出现，我采取了避让态度。我与妻子商议将父母遗像挪至我们结婚的西耳房。我的想法受到村邻的揶揄和否定。他们肯定上房的位置是仙逝的父母应该享有的，放在西耳房根本说不过去。我不再犹豫。那女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她在河边洗衣时还不甘心地声称，要将我母亲的遗像扔进河里冲走，但始终没敢实施。

　　父亲身后的储蓄代办站已不可能在家里存在下去，我让妹妹从她婆家搬过来，另租了一处房子，接手父亲的事业。父亲生前一再叮嘱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那份工作，当然妹妹完全有理由占用父亲留下的房子，那个独立的院落，至少有十四间房屋，法律也赋予了她这个权力。然而，鉴于父亲患病期间，女人对我妹妹的挑剔、排斥以及毫不掩饰的刁难和欺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决定放弃。

　　事隔半年，一切仿佛风平浪静。我的散文集《在沉默中守望》出版。市电视台“点击生活”栏目组拟拍摄一集专题，编辑小吕和摄像小徐一同到我老家取镜头。

　　我熟悉的、本该自由进出的大门紧锁，将我挡在门外。我没有进家的钥匙。大门钥匙，我房间的钥匙，全都寄放在女人那里，她到她闺女家去了。我并未觉得意外，顺当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好在后来我还是走进了那座熟悉的小院，这是因为同村的医生于涛，他租住了三间南屋，面朝大街开门，东山墙一扇窄门与院落相通。有人帮我找到了出诊的他，结束了我在门外的尴尬。

　　一切是那样熟悉和亲切。只是见不到父亲的身影，听不到他关切的问候，也感受不到他的气息。我开不了房门，进不到屋内，进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只能隔着门窗玻璃向里面张望。蒙尘的玻璃模糊了我的视线，屋里的摆设变得陌生，我心里泛起难言的滋味。

　　我们坐在院子里，于涛端来了热水。邻居们知道我回来了，都过来看望。大家坐在父亲手植的山楂树下说话。

　　那年的山楂特别多，特别好，跟头年正好相反。父亲病着的时候，连树也没有生机，枝叶干涩，果实小而瘪，像遭了大火。事后我才意识到，它们可能透露了父亲即将患病的信号，可惜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小院景致吸引了两位生活在城市的编辑和摄像，他们站在山楂树下，为一树小灯笼激动不已，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我从邻居家拿来几只食品袋，想为他们采些山楂。他们答应做好果酱与我分享。我们一起动手采摘。我很高兴能够尽一个东道主的友情和礼仪。小徐在片子里特意为我保留了采摘的镜头……。久违的开心时刻又回到我身边。父亲在世时，每逢山楂成熟，总会事先备好一些让我带回市里。如果他老人家九泉有知，定然会为这次采摘感到高兴。

　　我们采摘了小小的三袋山楂，回到市里。我给于涛留下话，等那女人回来，告诉她我没有办法跟她联系，擅自采取了行动。我心里尚存一点自信，树毕竟是父亲留下的。

　　过了三天，我得到了来自老家的消息。女人在我走后的第二天回来了。得知我采摘的消息，她没有说什么，面无表情地打开了屋门。是日下午，山楂的浩劫来临了。她挥舞长竿，仍然面无表情地敲落了一树山楂。那些饱满的红艳艳的果实，被乱棒打下，残破不堪，地上一片狼藉。

　　接到这个消息，我顿感意外，但随之表示理解，心情也平静下来。在没有得到她许可的前提下，我的行动未免冒昧，岂止是冒昧，简直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我让一个老女人肝火上燎，实在是不应该的，但是，说心里话，我没有丝毫的不尊重，更没有丝毫的不妥。我应该有这个权力。

　　我尽可能为此寻找合理的解释，却怎么也不能忘掉这件事。她完全可以等些日子再采取行动，也应该找人帮忙。树不算太高，但大部分果实需要上到房顶才能够着。一个人把一树山楂敲落是需要体力和时间的。我想不出她怎样独自完成了这件工作。我不明白，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一直接受着我的关照时，为什么竟然会以如此的方式，向一棵树发泄她的满腔怨恨？

　　父亲的死切断了我与家中的骨肉联系，女人在我回家的路上，密集布下了丛丛荆棘。在这样一条路上行走，需要多大的胆量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