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之叹：逃离还是坚守

tongzhuan365

　　“逃离北上广”“退居二线”“回老家去”开始成为不少历经千辛万苦“挤”进大都市的年轻人热议的焦点话题。在网民评出的10个最想逃离城市榜单中，上海、北京、广州毫无争议地排名前三。人满为患、房子太贵、娶不到老婆、压力太大、焦虑失眠、漂泊感……各种逃离理由勾勒出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再不走，我要一辈子打光棍了。”网友的吐槽流露出对大都市的迷茫和失望。

　　然而，真要退守到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则会在发展机会公平、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面临与一二线城市巨大的差距。城市之间的鸿沟，城市中心和边缘的断裂，让许多人无所适从，逃离与坚守进退两难。

　　高成本之城：想说坚守不容易

　　今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白天的高温还没有散去，贺云龙走在上海的一条街上，四处寻找房产中介租房，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这是房东给他的最后时限，如果今晚不搬到别的地方，他的行李就会被丢出门外。

　　小贺在上海一家单位已经工作5个年头了，而立之年的他乐观、开朗，希望在上海能站稳脚跟，有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屋——哪怕是蜗居，然后娶妻生子。而现实是他仍然光棍一个，还因拒绝房东不合理的涨租，而将被扫地出门。“如果再找不到房子，老子今晚要露宿街头了。”他在微信上说。

　　同样是这个晚上，天津华灯初上，汤亚超下班后坐了近一个小时公交车从市里回到郊区。穿过一片摊贩林立的市场，汤亚超指指“广告墙”后面的小区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在这里租了一个床位，每月不到200元，但两居室的公寓内一共住了7个人，都来自外地。回到“家”后，汤亚超洗了手开始做饭，晚上吃炒圆白菜外加一个馒头。“这样省钱，外面吃太贵。”

　　汤亚超是天津城乡接合部候台社区的众多外来人口之一。大城市的风景似乎与汤亚超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办公地点高楼林立，但他感觉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和角落。

　　在大城市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拥挤破旧的空间，扎堆居住着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缘人群。他们主要是毕业待业大学生、已就业的低收入大学生、做小生意的商贩、征地拆迁户、从事体力劳动的外来务工人员等。对于已经进入大城市的他们而言，生存成本高企，生活品质差，幸福感低。

　　去年大学毕业的张海涛在陕西西安东三爻村住了半年，他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月的工资1900元，要给家里父母寄回500元，还有500元的伙食费，100元的通讯费，200元的杂费，加起来就已1300元。“如果不租城中村的房子，我根本没地方可住。”

　　租住在西安北山门的刘志超大学毕业后决定留在西安。“西安这几年的物价一天天在攀升，城中村的生活成本也在提高，但毕竟比住别的地方便宜许多。”不过，西安市区内的城中村改造这几年进行得很快，刘志超不得不越搬越远。频繁的搬家让刘志超疲惫，也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这座城市我已经生活快十年了，现在还是感觉扎不下根。商品房我租不起，公租房我不够申请条件，城中村的房源也开始紧张了，在西安有个栖身之地真是越来越难。”刘志超抱怨。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6：00，家住上海松江新城的许芳准时起床，6：30出门赶乘小区门口的公交车，20分钟后到达松江新城地铁站，这个时候地铁车厢里正常已经挤满了上班族。历经21站约一个小时后，许芳达到浦东世纪大道站，然后步行10分钟到公司上班。下班后，再按照这个路线图返回。“每天3个小时耗在路上，只为能回到家中睡一觉。这个新城，对我来说只是个‘睡城’。”

　　“住在郊区3年多，我们夫妻俩几乎都成了下班就回家的‘宅男宅女’，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或演唱会，很少参加朋友的聚会。”许芳说，每次去上班都是“进城”，虽然在城市里工作，但这个城市离自己很远，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远。

　　被房东赶出，险些露宿街头的贺云龙几经周折，在上海一个角落终于找到了落脚之所。三室两厅的房子被分隔成7间，有的房间还有上下铺，总共住了十几个人，比他以前租的群租房还要拥挤。小贺以2500元/月的价格签下租赁合同。室友中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小白领和暂时没有工作的人，还有几个喜欢浓妆艳抹晚上出去工作的女青年。

　　“大家很少交流，回家就是关门睡觉，周末也不大出来。”小贺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身为财经记者，白天可能会在高档写字楼里采访跨国公司的CEO，或者晚上参加一个高端论坛的晚宴。这在父母和朋友的眼里是很光鲜的工作，可是回到群租房里蜷缩在自己的小床上时，才会感觉到其实那个“圈子”离自己很远。

　　“最糟糕的是他们离梦想的距离不是更近，而是越来越远。”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蚁族的社会关注显著偏向负面事件，他们中的多数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艰苦的居住条件和不理想的就业，很容易击碎这些年轻人的梦想，夺走其奋斗目标，使其滋生不满情绪，通过互联网又会使这种不满情绪放大，存在很大的社会风险和隐患。

　　纠结在这种高成本生存压力下的，不光是蚁族、白领，还有为生计疲于奔命的农民工一族。

　　37岁的农民工晏勤老家在重庆奉节县山区，现在在重庆主城区一家纺织厂工作。自2009年母亲患上慢性肺气肿后，晏勤不得不将母亲接到城里照顾。晏勤说，现在母亲治病一个月花费都要上千元，而自己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母亲的医疗保险在城里接续、报账都很复杂、报销比例也很低，成了家里很大的负担。

　　“自从我妈到城里治病后，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距一下子就在我身上体现了出来。”晏勤告诉半月谈记者，“我妈参加的是农村医疗保险，在重庆主城区二级医院的医药费报销比例不到40%，如果到三甲医院看病，能报销的可能不到20%，剩下的都要靠自己承担，我妈一得病基本就把家里给掏空了。现在她有病也强忍着，生怕再给我增加更多负担。”

　　35岁的秦大姐来自河南驻马店，到天津10年来一直在候台社区附近从事废品收购工作。全家三口人租住了平房，房内几乎没有光线，夏天虽然室外气温较高，但屋内仍然阴冷潮湿。她和丈夫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四处收购废品，除去600元的房租，全家每月收入共计3000多元。

　　秦大姐告诉记者，由于是外地人，又是收购废品的，她们经常受人欺负。而她最担心的是家人生病。“看病太贵了，真的看不起。”她和丈夫收购废品、打零工，没有社会保险。常年在外，她自己都不清楚在老家是否参加了新农合。

　　蜗居城市：想说逃离不容易

　　今年29岁的岳旺已经离开天津回到家乡山西晋中。回忆起毕业后在天津的4年时光，他记忆犹新。“当年从天津农学院毕业后，6个同学合租一套两居室。我当时五险一金齐全，户口挂靠在人才市场。然而，集体户口效力并不大，如果不在本地买房获得房产证，就没有正式的户口。很少有单位同意上集体户口。”

　　岳旺对记者说，每当吃着盒饭，站在窗前看着城市的外环线的时候，他心里总有说不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

　　岳旺逃离了大城市，但更多的是不能、不愿逃离的人群。

　　“我是学软件的，刚开始工作，脱离专业别的什么都不会。我打算在天津干几年，有了工作经验后就回家转行做别的。”汤亚超说，其实他不喜欢大城市，喜欢安静的地方，很想回家乡河北承德工作。“但承德没有单位招软件专业的人。”

　　“不到山穷水尽，不会离开这个城市。”贺云龙说，最初自己坚信知识会改变命运，从农村老家进城工作，背负着整个家庭的希望，不能回去，也回不去。有时也会想自己的将来，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宁可自己一个人这么过下去，也不愿下一代在上海继续被“边缘化”。

　　楚天香2006年高考后离开青海西宁，来到北京一所知名语言类院校就读，之后又读了该校的研究生，去年毕业后在一家文化传媒单位工作。即便买不起房子，她也不愿因此离开北京。

　　“我学的专业是外语，回家乡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北京比一些二三线城市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工作机会，更不用说比小城镇了，总觉得在北京更容易成功。而且，看惯了北京的繁华和现代化，再回去总不情愿，和家乡的关系已经淡薄到只剩下看望父母朋友了。”楚天香说，每次回去参加同学聚会，留在家乡的同学基本都买了房子，有的甚至都结婚生子了，日子过得特别悠闲。每当此时，自己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纠结。

　　是去是留，一些农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也在盘算个中利害得失。

　　秦大姐表示，虽然在城乡接合部打工挺辛苦，并且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可是回家种地的话，收入更低。总得为后代着想，多攒点钱。

　　在济南经五路小学附近的一个房产中介公司，半月谈记者遇到来济南看房子的山东临沂人刘家丽。她告诉记者，她想把家安在济南，为孩子以后上学着想，打算买个好学校周边的房子。

　　记者了解到，在国家出台就近入学政策以后，很多城市要求孩子入学，除了有当地户籍，还要有这个区域内的房产证。名校资源有限，且大多分布在城市中心区。于是，择校演变成了择房，以致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学区房价格不断被抬高。

　　退守小城市：想说发展不容易

　　无怪乎大城市边缘群体宁可“漂”在大城市，也不退居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因为后者无论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资源配置上，还是在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上，都与前者有很大差距。

　　不同于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往往更是一种“关系社会”、“熟人社会”，在各种资源、机会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找关系”、“走后门”、“找靠山”非常盛行。上学找关系、就医找关系、打官司找关系、就业找关系、升迁找关系……不找关系就觉得心里不踏实，一旦拥有关系，就能抄近路，走捷径。

　　尤其在就业和提拔上，一些市县用人单位暗箱操作，内部招聘、萝卜招聘等时有发生。“关系就业”、“火箭提拔”现象，纵容了市县有权有钱人为所欲为，使寒门学子十几年苦读变得一文不名，难以找到安身和用武之地。

　　去年，湖北利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其直属事业单位城乡居民保险管理局招聘两名工作人员，共20多人应聘，结果被网友举报为“萝卜招聘”、“世袭局”。据记者调查，此次招聘最终选出的两人确为人社局内部职工子女：一人是利川市人社局某科主任的儿子，另一人是人社局下属二级单位一名职工的儿子。

　　即使削尖脑袋进入了三四线城市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

　　位于秦巴山深处的四川省万源市，是一个人口60万人的县级市。万源市发改委综合股股长秦中荣说，万源市一直积极引进人才，除了提供住房外，到万源市工作满一定年限后还可以享受行政级别的提拔。尽管如此优待，但是在面试过程中，一些招聘对象仍然觉得小县城没有太大的上升空间，很多都选择了放弃。

　　中小城市如此，小城镇的发展空间更为逼仄。

　　来自重庆江津区永兴镇的周强在2011年大学毕业后，曾想过回家乡工作，一个月收入也能有3000多元。但当他把想法对父母说出来，马上遭到了反对。父母认为，周强回到镇里工作是一件丢脸的事情，等于4年大学白读了，而且在一个乡镇发展天地太小。最后，周强听从父母意见，选择了重庆江北区一家国企。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受小城镇就业创业条件不佳、上升渠道不畅等因素综合影响，小城镇对人才的吸附力较弱，人才流失严重。

　　以基层急需的医务人员为例，在重庆彭水县，2010年招聘的医务人员中，当年流失率就超过30%。妇产科医生林艳萍2010年从四川达州医学院毕业后，仅在彭水县普子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一年，就因待遇低、环境差等原因辞职。“镇卫生院开出的工资2000多元，除开基本生活费之后，我一个月剩不下钱。”

　　重庆涪陵区敦仁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从2000年起基本上没有进人，现有人才队伍也不稳定，2011年就流失了4个护士。中心副主任张毅说：“在街道一线工作，除了每月收入要比上级医院相差1500元以上，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上也吃亏。不少医卫人员都会选择跳槽到重庆主城大医院。”

　　小城镇的生活质量差、公共服务差，也让试图逃离大城市的人群望而却步。

　　记者在重庆万州区长岭镇看到，镇上房屋沿一条国道两侧无序铺排，背街小巷的道路坑洼不平，有的还是泥土和碎石路。镇上居住着近2万居民，但排污管网尚未建成，大量生活污水、垃圾被倾倒进穿镇而过的小河，河水又黑又臭。

　　长岭镇副镇长曾继勇对半月谈记者坦言，镇里的经济总量虽然在各乡镇中排名靠前，建成区面积也扩展到2平方公里，但配套设施的确很欠缺，没有正规的农贸市场、汽车站，卫生院也比较老旧，只能开点儿药、打打针，更头疼的是镇上中小学校场地和师资都严重短缺。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说，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机遇、公平竞争环境比不上一线大城市，如果衣食住行等生活环境还恶化的话，那么，渴望发展的人们就更不想回来了。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关信平认为：“前几年外地人来到大城市，主要是因为这里机会多、条件好，特别吸引他们。而近几年大城市过度拥挤、城乡接合部陷落，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已经不大了，他们依然坚持来到大城市是因为其他地方更糟糕，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