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没有成为歌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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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只有前情前爱，还有前理想。我的前理想是当间谍和歌手。

　　先说间谍梦。我那时候七八岁，爱看叶永烈的小说。那时候的叶老师正在写科幻探案小说，一个系列有好多本，主人公叫金明，有一个助手叫戈亮，类似于福尔摩斯和华生这种CP。他们俩都是警察，浓眉大眼、英俊非凡。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眉头微蹙，发现真相的时候，眼睛里闪过一道明亮的光。他们的敌人，是来自西方的间谍，他们带着各种先进的科技产品，例如用壁虎皮肤提取物制造的隐身衣，来我们国家窃取情报和搞破坏。但最终都被英气勃勃的金明和戈亮擒获。

　　读了许多叶永烈的小说之后，有了想法，不能任由西方国家给咱们派间谍，我要为国当间谍，我自信不会被抓住，因为他们没有眼睛明亮的金明和戈亮。正巧语文老师布置下作文《我的理想》，我当即把这个想法写进了作文里，在众多希望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的同学里，显得格外另类，也因此获得了特别的待遇——零分，大段严厉的评语，还有写给家长的纸条。我的间谍梦就此被扼杀。

　　歌手梦稍晚。

　　我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是文艺的年代。禁锢之后，猛然开放，种种渴望像爆炸一样释放出来。人们都疯了，去看电影！去读书！去听歌！去跳舞！文学社遍地，到处都是油印刊物；就连家庭聚会，人们也在讨论文学；随便一本小说的印数，都在七八十万册；五分钱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也让《少林寺》收获了过亿票房。演员和歌手更是多得像星星，隔三岔五就出来个陌生的名字——1986年，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轻轻松松就汇集了100名歌手。即便歌手这样多，磁带那样贵——国产专辑8块，引进专辑10块，而一个职员一个月的薪水不过三四十块，却照样能出现那种奇迹——张蔷在1985年到198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推出了30张专辑，总销量2600万张。

　　我只是听，只是跟着唱，倒没想过要当歌手，更没想过要写歌。许多诗、歌、画的创作，其实都是荷尔蒙的结晶，少年春心才是第一推动力。十二三岁，正是“春色遥看近却无”的年纪，和世界还隔了一层纱，看什么都有一种暧昧不清，像感冒康复期的蒙圈，有点晕乎乎的，似乎还很幸福，但到底是小病未愈时的幸福。

　　14岁，感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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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痊愈的标志，是突然看得出人的美。

　　学校开运动会，我们围着操场坐了一圈，操场边的白杨树一身金黄，带点苦香，叶子像编好了程序，隔个10秒20秒，落几片到头上肩上来。到处都是年輕人，平时被衣服遮掩的身体有了理由显露出来，像一根根赭色的枫树糖，金、亮、硬、涩，笑声和喧闹声就像从海底传上来的，被海水和阳光滤过，也被透明的小鱼咬过，咬一下抖一下。

　　突然间醒了，心花怒放，盯住那些枫树糖，用目光舔舐过去，有人大概被我注视得不好意思了，就在漫天的碧空黄叶里，对我笑了一笑。25年后，我在深夜里收到一条短信：“挚爱”，总算明白了那一笑的来由。我也是一根枫树糖吧，彼此彼此，幸好幸好。

　　就在那时听到郑智化唱歌，他的每首歌都有画面：深夜里，靠在路灯柱子上吹口哨的少年；台北冬夜里，向人靠近的流浪汉；被嘴唇划过的蕾丝花边。热爱必然导向另一个结果——去了解他、去模仿他、去变成他。是因为对他的热爱，也是因为一颗少年心，必须要有突围的方式。自己不懂得爱和绝望，能向一个略微年长者学习爱和绝望，也是突围。我很快摸清了他组织旋律的方式，他的常用词，那些画面的情调，开始动手自己写歌了。

　　歌也是少年春心。是经过伪装的情爱，是较为委婉的欲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春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春心，甚至每个人生阶段也有每个阶段的春心。歌是这些春心的储存器，我们把当时的欲火、辗转、绝望，把当时的气味、颜色，刻录进这些歌里，每个音符、每个和声，都是密码。尽管歌有自己的作者，有自己的主人，但一旦我们把自己的心事和欲望放进去，我们就成了它的主人。

　　也只有少年，才有耗不完的春心，原上青草一样烧不尽的欲望，必须以不断更新的曲库，去收纳这些离离不尽的欲望和心事，必须霸占更多的歌，去拓展欲望的边界。而老去的真正标志，就是不再听新歌了，因为不再有心事需要收纳。我们和衰老之间，就隔着一个不再更新的iPod或者云音乐库。

　　而那时，我正蓬勃，不再满足于给别人的歌当二手主人，还想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歌，当上一手主人。我写的第一首歌我还记得，那是上高二的时候，有一天在放学路上，突然有个旋律冒出来，回到家就记下，歌的名字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欢颜》，因为那个时候流行长长的歌名，而且那个名字还一定要在歌曲中间出现，作为一句主打歌词。为了写歌，我攒钱买吉他、学吉他，练声，读诗。

　　后来的四五年里，我写了三四十首歌。

　　我的歌长这样，这首叫《靠记忆过冬的鸟》，写于1995年：

　　我想我等不到春暖花再开了/我终将倒在离灯火只有一步之遥/我像是一只靠记忆过冬的鸟/我小小的秘密藏在冰雪深处/我想我等不到春暖花再开了/我终将倒在离黎明只有一夜之遥/我像是一只靠记忆过冬的鸟/我小小的骨殖藏在春天深处

　　少年对早夭的恐惧，少年的哀怨，其实都是春心的撩拨，因为觉得自己的生命特别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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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没有为成为一个歌手做过努力？

　　有的。在我手里有20多首歌的时候，我开始给正大国际、大地唱片、嘉鹏文化寄样带。他们都出过民谣专辑。我收到了若干回信，若干电话，标准格式，寥寥数语：“样带和歌谱已经收到了，会认真对待，希望你再接再厉，写出更好的歌。”

　　样带是我用录音机录的。那时候我住在学校广播站，广播站有两台录音机，我就用它们把我的歌都录了下来。我开发了录音机上的所有功能，制造出各种效果，例如先录一遍，作为伴唱带，然后再唱一遍，两遍叠加在一起，制造出合唱或者和声的效果。我还去学校电教中心，借了一整套效果声的录音带，在一些歌里，加上鸟叫声、雨声、海潮声以及教堂钟声和火车开动的声音。还请了会乐器的同学们，用二胡、口琴、手风琴加伴奏进去。

　　后来，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得过各种奖，见过许多专业人士：词曲作家、歌唱家、编曲大拿，渐渐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入行，怎样成为一个歌手。但我从没有实践过，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作，并将作品发表，渐渐明白写作或许更适合我，所以我不再对歌唱比赛真正上心，也不再对比赛结果寄予期望，即便在普选阶段就被刷掉，也不再耿耿于怀。

　　我用写作为自己建设了一个逃遁之所，用它来解释我在其他地方的失败。因为我知道不论我遭遇怎样的挫败，都会有写作接纳我。于是，我在其余任何地方，都成了一个业余选手，以素人的心态，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事，和我合作的人，很快就觉察了，我尝试投身的那个领域也很快就觉察了。假如“音乐”是一个杀伐决断的皇帝，他必然能看出我眼睛里的闪躲，执行时的不坚定，满口应承时的三心二意，被拖出去砍头是迟早的事。

　　在写作领域，我就好一点吗？其实也没有。我一心想要写小说，但写了没多久，就转向专栏，从此写了12年专栏。小说也成了我的逃遁之所，每逢发现自己的专栏写得不好，我就假设，还有小说可以接纳我。尽管我的小说故事大纲装了两个文件夹，但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我变成了完整的作品。

　　可能是因为怕，怕自己不能胜任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怕自己并无才能，怕自己唱不上去某个高音，怕自己没有构架长篇小说的能力。为了不让这些可能变成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逃避、从不开始。

　　更重要的是，少年春心稍纵即逝，过了某个年纪，对于用歌寄放欲望这件事，就不那么积极了。我的歌手生涯在这个年纪到来之前就结束了。

　　我从此安心，安然接受自己的怕、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灵光消逝，以及自己并不能分身为亿，拥有1亿种生命的遗憾。终于老去的那一天，弹不对最简单和弦的那一瞬，我如释重负。我安安静静地做一个懂得听和看的“外星人”。我坐着火车北上南下，在河湾、海岸、灌木丛、广场、篝火点点的沙滩上，想到我所在的人群，正是他们藏身的人群，我有一种亲人散居各处、知道彼此的存在却再也不见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