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思乡的时候,我们在思什么
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我注意到一些会写东西的人到外洋走了一圈,回到中国之后发表一些文字,常常提到饮食的不适应。有的说,西餐有什么好吃?真想喝碗粥,就咸菜啊。这看起来真是朴素,真是本色,读者也很感动。其实呢?真是挑剔。我就是这样一种挑剔的人。有一次我从亚利桑那州开车回洛杉矶。我的旅行经验是,路上带一袋四川榨菜,不管吃过什么洋餐,嚼过一根榨菜,味道就回来了,你说我挑剔不挑剔?
我其实对世界各国的中国餐馆相当谨慎。威尼斯的一家温州人开的小馆,我进去要了个炒鸡蛋,手艺再不好,一个炒蛋总是坏不到哪里去吧?结果端上来的炒鸡蛋炒得比盐还咸。我到厨房去请教,掌勺儿表明“忘了放盐”。其实,是我忘了浙江人是不怕咸的,不过不怕到这个地步倒是头一次领教。
在巴黎则是要了个麻婆豆腐,可是什么婆豆腐都可以是,就不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是家常菜呀!
看来问题就出在家常菜上。家常菜原来最难。家常菜天天吃,好像画牛,场面菜不常吃,类似画鬼,“画鬼容易画牛难”。
所以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些?因为蛋白酶在作怪。
与我的蛋白酶相反,我因为十多岁离开北京,去的又多是语言不通的地方,所以我在文化上没有太多的“蛋白酶”的问题。在内蒙古,在云南,没有人问过我“离开北京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会有什么新的计划?”现在倒是常常被问到“离开你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适应吗?”我的根?还不是这里扎一下,那里扎一下,早就是老盲流了,或者用个更朴素的词,是个老“流氓”了。
你如果尽早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你就不太会大惊小怪。不过我总觉得,文化可能也有它的“蛋白酶”,比如母语,制约着我这个老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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