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取丹心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眼睁睁看着希望，而且是最后一线希望，在眼前被摧毁。这种痛苦，超过死亡。740年前，1279年的3月19日，在今天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箭矢呼啸，大海燃烧，一场规模罕见的海战已近尾声。当凶悍的元军执刀跳过来，南宋左丞相陆秀夫见回天无力，背着小皇帝赵昺毅然投海。绝望中，10多万宋朝军民亦相继跳海……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宋朝，就此悲壮谢幕。
在元军战船上，此前被俘的文天祥痛苦地目睹了这一切。4年后，经历了艰难的意志考验，始终不屈的文天祥在元大都（今北京）英勇就义。但是，文天祥真的“死”了吗？
一
文天祥死后115年，杭州府钱塘县，一个叫于仁的中年男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有位衣着华丽的神仙，告诉他，我为大宋奔走，却不能救大宋于水火，实在遗憾。我现在看到大明再过几十年有亡国之忧，我不忍心我华夏民族再遭遇劫难，因此打算投胎做你们于家的子嗣，以待他日拯救大明于水火。这位神仙很清楚地告诉于仁，他是文天祥。于仁吓坏了，赶快逊谢说，不敢当，但神仙转眼就不见了。
于仁从梦中惊醒后，听见婴儿的啼哭声——他的儿子诞生了。于仁给孩子起名叫“谦”，就是“以志梦中逊谢之意”。这个故事，见于《先忠肃公年谱》，为于谦后人所撰。
今天看来，于谦系文天祥投胎，应该是其后人演绎，寄托了真挚的想象，但于谦绝对是文天祥的真粉丝。史载，于谦一生都在家里恭恭敬敬地供奉文天祥的遗像和牌位，就像供奉自己于家的祖先一样。
于谦能够名留青史，绝对不是因为他口才好。众所周知，人性最为幽深复杂，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有时完全是两回事。在于谦那个年代，崇拜文天祥是件时髦的事，言必称文天祥为偶像甚至说本人乃文天祥转世，能够为自己赢得不少加分。
但是，真正检验一个人的，不在于他说什么，而在于他做什么，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做什么。
于谦被后人推崇的，是他在“土木堡之变”后，挺身而出，拯救了大明王朝。“土木堡之变”发生在距今570年的1449年，当时一个嚣张且愚昧的太监王振，忽悠皇帝御驾亲征，行军路线屡变，士兵疲惫不堪，结果被瓦剌（蒙古一部）乘机在土木堡（位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包围，明军仓促应战，一败涂地。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打得最窝囊的一仗，20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66位大臣战死，明英宗朱祁镇当了俘虏。这也是明朝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
明军溃败的消息传来，京城惊恐，似乎末日来临。一面是挟胜而来的瓦剌骁勇骑兵，士气正旺，以为北京唾手可得；一面是留守京城的残余老弱士卒，惶恐不安，不知京城何日沦陷。看上去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怎么办？有人建议迁都，但时任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作为兵部尚书的部长已在土木堡殉难）的于谦站出来，说，不可！
史载，“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此刻，于谦绝对是文天祥附体——当年，元朝军队大举南下攻打南宋时，宦官董宋臣也对宋理宗说要迁都，没有人敢说这是错的。文天祥当时被任命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请求斩杀董宋臣，以统一人心。”
不能迁都！中国虽大，但放弃了北京，后患无穷！于谦说服了大家，接下来，他精心组织北京的防御，并亲自披甲出战，在城下击败了瓦剌大军，确实如他父亲梦中所闻，“拯救大明于水火”。
北京保卫战胜利8年之后，1457年2月16日，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于谦被冤杀。《明史》评价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二
无独有偶，于谦死后144年，在开封府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市祥符区双龙巷），一个男婴诞生了。此前，他的母亲梦见文天祥来到她的屋里而受孕怀胎（见《明史·史可法传》：“妻尹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可法”之名，即效法文天祥。
“托梦而生”自然也有演绎成分，但无疑寄托着父母对他的期许。跟于谦的时代不一样，史可法出生时，大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亟须力挽狂澜之人。
1645年5月20日，在清军红衣大炮的轰击下，扬州城破，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平静地迎来死亡，时年44岁。当时清军围城已久，明军分崩离析。清军多次劝降，史可法坚拒，殉难后，在乱军中连遗体都没找到……他一生崇拜文天祥，如果学习自己的偶像，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还愿意吗？
史可法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在明末清初、山崩地裂之际，史可法不是一个人在坚持，而是有一个舍生取义的群体。其中很多人，均以文天祥为榜样。
傅冠，崇祯朝的大学士，清军打来时，他已被弹劾在家，因不愿投降，藏身于福建邵武一门生家，却被门生出卖，献给清军。清军将领对他很恭敬，劝降，坚决不从；再劝，他先剃发，坚决不从。清军大怒。此刻站在死亡面前的傅冠，说出了一段话，至今仍荡气回肠：“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我乡先进也。吾乡无叩头宰相，但有断头宰相耳！”文文山，即文天祥（号文山）。傅冠跟文天祥一样，都是江西人。
临刑前，傅冠赋绝命诗：“幻影落红尘，倏忽成今古。名义重为山，以身弃如土。四顾环刀戟，辗转不得死。矢念终不移，皎日有如此。”史载：傅冠被杀时，血溅一地，久而犹鲜。围观的群众潸然泪下，无不感佩他的忠义。
兵部侍郎袁继咸，江西宜春人，也是遭人出卖，献给清军邀功请赏。在九江，清军对袁继咸礼遇甚优，设宴招待，袁继咸就假说自己吃素，酒肉不沾。清军又允诺只要他愿意出面招降江西等地抗清武装，仍委以总督职位，袁继咸断然拒绝。囚禁期间，袁繼咸欲自缢殉国，被人发现而没有成功。清军将袁继咸押解至北京，路上，他效仿江西老乡、南宋官吏、诗人谢枋得（号叠山）那样不吃不喝，想饿死以全节义，但最终没有成功。押至北京囚禁后，清廷仍不断以高官厚禄劝降袁继咸。他的一些门生也已经入清为官，环绕而跪，痛哭劝降，均遭到袁继咸的严词拒绝。他仍旧戴明帽、着明服，拒绝朝见清帝。
一年后，清廷让他选择：是跪着生，还是站着死？他毫不犹豫选择了站着死。他给后世留下了慷慨激昂的绝命词：“大官好作，大节难移。成仁取义，前训是依。文山、袁山，仰止庶几。”“袁山”乃袁继咸自号。“文山”“袁山”并列，确实无愧。
三
在今天，读到明末清初一群士大夫效仿文天祥而纷纷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时，不由得肃然起敬。在当年由北到南，清朝铁骑狂飙突进时，这些士大夫的抵抗，是坚强然而无望的，但在他们坚强而无望的抵抗中，历史的天空下，始终有一首微弱却从未断绝过的主题曲，那就是文天祥的不朽文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们都是英雄。英雄不是投机者，不是利己主义者，不是锦上添花、皆大欢喜的人，而是不合“时宜”者，不为当时、今后一些人所理解者。
《宋史·文天祥传》的后半段，读来令人黯然神伤：那是一个逆境中的男人，心力交瘁，疲于奔命，他既要尽力对外抵抗凶悍的元军，又要为应对内部无休止的掣肘而煎熬。历史的悲哀正在于此，无论宋末还是明末，即使大厦将倾，仍然免不了一伙内讧拆墙的人。换作常人，早就心灰意冷，但文天祥还是在苦苦抵抗。他的身边不乏追随者，大多是“力战而死”“不屈而死”。
他的理由，写在牺牲后的遗书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追求的，是“问心无愧”！这四个字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也成为人们自我解脱、自我安慰的口头禅，但真正做到的，能有几人？而去除个人恩怨得失，一心只为国为民，问此心无愧的，又能有几人？
英雄往往是悲剧的主角，诚如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所写的那样，“那些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殿堂的人，无一不是以强烈的个人意志与跌宕的历史宿命碰撞”，在看似不可逆的大势之前，他们挺身而出，不会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譬如史可法，当清军已重兵压境时，他还得费力调解明军的内讧，安抚那些飞扬跋扈的军阀。他身居督师高位，但守扬州时，“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他完全有理由溜之大吉：这个烂摊子，凭什么要我一个人来收拾？多么充分的理由！但他仍坚持下来。扬州城破前4天，史可法给家人捎去最后一封遗书：“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太太苦恼须抚，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管……书至此，肝肠寸断矣。”
英雄并非无情，但世事已如此，英雄也如常人一样放弃，那还会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延续吗？
四
1935年，日寇即将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先后从英国和德国进口鱼雷快艇13艘，组建为4个中队，分别命名为“文天祥中队”“史可法中队”“岳飞中队”和“颜杲卿中队”。
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上将在抗日前线殉国后，忠骸被运回重庆北碚，安葬于雨台山麓。墓茔依山而建，冯玉祥亲题隶书“张上将自忠之墓”墓碑，并借史可法扬州梅花岭殉国并葬衣冠墓于岭之义，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
读到这些故事，感慨万分：中国人对英雄的崇拜，如一条无形而又坚韧的长线，贯穿于历史之中，正是破解中华文明为何能够历经劫难而延续数千年的密碼。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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