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生命
若要读懂生命,仅靠书本不行,还要靠我们的双脚。那一串串清晰的脚印描绘出我们经历的图案,气韵生动,意境深远,透视出生命的节奏与真谛。经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是生命美丽的收获。1988年,我是一名年輕的大学教师,意气风发,激情满怀。那年暑假,我被中国登山协会选中,担任英国雷利希夏邦马峰科考登山队的联络官。该队的任务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自然科学考察,并攀登希夏邦马峰。该峰海拔8000多米,位于我国西藏聂拉木县境内,是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之一,距珠穆朗玛峰约120公里。希夏邦马,藏语的含义是“气候严寒且多变”,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现代冰川最丰富的地区,冰川随处可见,冰雪裂缝纵横,雪山风景壮美奇特。加之山势险峻、天气变化无常,征服希夏邦马峰让人憧憬无限,又让人心怀几分敬畏。
大本营扎在海拔5400米处。大本营周边很荒凉,生命的痕迹已经很少,有雪水融化的小河,偶尔能看到迎着寒风的雪莲,幸运的话还能看到耸耳静听的小精灵和可爱的高原雪兔。黄昏的落日燃烧着天边,深夜里,时而狂风大作,时而繁星满天。常有寻味而来的狼群,那悲怆的嗥叫声,让夜晚充满惊悚。经过20天在大本营的适应和在周边的科考,我们开始向上攀登。到了1号营地,海拔5900米,在此继续停留5天。其间,队里安排了5名队员向上探路,之后队里收到返回的报告:前方海拔6300米处可做2号营地。我们继续向上攀登,在能避风且相对平坦处扎营。根据队里的安排,大家在此处继续休整适应3天,白天到周边考察。到2号营地后的第二个傍晚,队里召开紧急会议,气象学家亨特告诉大家,“今晚至明天将有暴雪,气温会降到零下40摄氏度”,要求大家做好防寒防冻抗暴风雪的准备。我怀着盼雪的兴奋劲儿吹着口哨进了自己的帐篷,打开睡袋,躺着想象第二天清晨会出现的迷人雪景,模糊地进入梦乡。
我被急促的求救声惊醒,打开手电筒,我看到时间是清晨5点35分。我立即穿上羽绒服,戴上防冻手套,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帐篷门打开,用登山镐把帐篷外的雪扒开。外面寒气逼人,我走出帐篷时,天色还朦朦胧胧,大雪纷飞,狂风呼呼作响,我感觉睁眼都困难。戴上登山墨镜,我发现周边的雪已经与我们的帐篷齐高。往求救声的方向望去,才知是英国记者的帐篷被雪压塌了,3名登山队员正帮着清理积雪,并重新搭起帐篷。环顾营地的帐篷,大部分只剩黄色的帐篷顶在外了。我赶紧清理我们帐篷上的雪,以防帐篷被压塌。一会儿,我的手已不听使唤,我感觉胡子上结了冰,胸闷头晕,有明显的缺氧症状。我爬进帐篷,打开氧气瓶开始吸氧。此时,下雪带来的兴奋感已荡然无存。吸氧时我想,高原的狂风暴雪真是凶猛无比,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不敢相信狂风能把石头吹走,暴雪能把帐篷压塌。如果这种极端天气持续,别说登顶,我们将马上陷入困境。在那个当口,我作为联络官,不得不思考怎么去说服大家逃生,或想办法让外面的人来营救我们。
第三天,太阳终于出来了,队里安排我带6名优秀的队员突击下山,找当地政府营救被困者。经过3天的爬冰卧雪,我们终于回到了聂拉木县城,找到县上负责营救的武装部。武装部部长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昨天报道,这场雪是喜马拉雅山地区60年未遇的大雪,气温低至零下50多摄氏度,你们还能活着,真不容易啊!”他给我们安排20名当地藏族群众(基干民兵)施救,并叮嘱我,上山救援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我们又开始艰难地向着皑皑雪山爬行,我也不清楚我们还能否活着返回。上山的途中,我一度思考过“遗书”的事。藏族同胞一路上对我关心备至——累了,他们搀扶着我慢慢前行;饿了,他们把自己的糌粑给我充饥……5天后,当我们到达营地时,30多名英国人都竖起了大拇指,并一一与我们紧紧相拥。
我们刚刚撤离2号营地,身后的山上就发出连续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我感到脚下的土地在颤动,似乎是整个山体在崩塌。原来,这是特大暴雪后天气放晴引发的雪崩。雪崩离我们只有六七公里远,山上的雪像翻起的白浪一般涌下山来,我们的许多登山设备和摄影器材被埋,所幸人员全部脱险。
回到聂拉木宾馆,我的双腿好像灌了铅似的完全僵硬,手脚已被冻伤,脸被紫外线灼伤,加之被似刀的寒风雕刻过,看着镜子里完全变了样的自己,我已无法认清和识别。眺望窗外,静默无垠的白雪和极度寒冷的空气,使整个县城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令人透不过气来。倒是在县城东边的广场上,停放的“黑鹰”直升机的螺旋桨还在转动。那时我想:生命,只有在不畏艰险时才充满张力,只有在战胜自我时才充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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