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芒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至少有两家半都主张做人要喜怒不形于色，切勿锋芒太露。所以，几千年来培养出无数玲珑圆滑，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四平八稳的谦谦君子。唐朝人苏味道，处世圆滑，模棱两可，从来不拿出自己的主见，锋芒全无，人称“苏模棱”，居然能混到宰相高位。还是唐朝，娄师德身为宰相，却明哲保身，八面玲珑，从不露锋芒，他还教育将要赴任的弟弟：“假如人家唾你的脸，不擦它也会自己干掉，应当笑着接受。”这两位之所以能一路顺利，位极人臣，大概就与从不露锋芒有关。
相反，敢露锋芒者，一般都难得善终。刘邦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答曰：“十万。”再问：“你能带多少兵？”答曰：“多多益善。”瞧，一点也不客气，丝毫不知收敛锋芒，虽说刘邦几年后才收拾他，其实这会儿已经对他起了戒心。宋高宗是个无能皇帝，秦桧又是个卖国宰相，人家一门心思求和自保，岳武穆却要“直捣黄龙”，却要“还我河山”，却要“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如此锋芒毕露，又怎能躲过“风波亭”之劫？
武将锋芒太露固无好下场，文人太露锋芒也难成善果。李太白潇洒飘逸，恃才傲物，终因锋芒太露而难以见容官场，纵是明皇赏识，贵妃垂怜，也无法弄个一官半职。只好一生浪迹天涯，与酒做伴，自慰“天生我才必有用”。苏东坡一生豪放不羁，才华横溢，却屡遭磨难，不仅官场受挫，险遭杀头之祸，就是在文化圈里，也是非议四起，竞相攻讦。何以如此，其弟苏辙一语道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的确，正因为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地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余秋雨《山居笔记》）
锋芒，既然使那么多人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于是就有“聪明人”去研究怎样才能远离锋芒。明代有个官员叫张干，四朝元老，人称不倒翁。有人向他请教，怎样平息诽谤？答曰：无辩。又问，怎样制止怨恨？答曰：不争。再问如何明哲保身？答曰：去锋。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自保之术，不争不辩，无怨无怒，玲珑圆滑，与世无争，果如此，官运不衰荣华富贵都是可以预期的。可是，我们再换个角度想想，如果人人都这样唯唯诺诺，窝窝囊囊，遇事不敢出头，做事害怕承担责任，社会还怎么前进？倘若，中国历史上少了韩信的十面埋伏，少了岳飞的怒发冲冠，少了李白的笑傲江湖，少了苏轼的大江东去，这历史不是也太郁闷太无趣太乏味了吗？
宋人张孝祥，绍兴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上疏请昭雪岳飞，为秦桧所忌。其好友劝其不该如此锋芒太露，张回答得十分痛快：“无锋无芒我举进士干什么？有锋有芒却要藏起来我举进士干什么？知秦桧当政我怕他我举进士干什么？”这三问酣畅淋漓，回肠荡气，足以告慰古今一切锋芒之士，当为此浮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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