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容易埋名难
成名其实是容易的，但埋名很难。道家思想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寻找解决之道的。道家哲学高妙的地方，是它看到人一旦成名，也就相当于在自己的生活中埋下一颗定时炸弹，这炸弹随时会爆炸，即使没有性命之虞，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茨威格曾经感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列夫·托尔斯泰更为声名所累。托尔斯泰最终为了逃名，离家出走，一个人死在了一个孤独的小火车站里。当我们看到托尔斯泰的悲剧，就真的感觉到道家思想的高妙。这种高妙，给那些整天想成名的人兜头浇了一瓢冷水。道家对成名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在道家看来，最彻底的方法，是放弃成名，所谓“道隐无名”。一个人安于无名状态，不动声色地做自己的事，过完自己的一生。生前不浪得虚名，死后却实至名归，这可能是最佳状态。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人，像梵高、陶渊明、曹雪芹、尼采，都是。
那么，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成名了，怎么办呢？道家也有办法，那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功成名遂”之后，不“身退”，有何危害？可能有性命之虞。特别在政治環境严酷的时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若功成不身退，居功自傲，结果可能就是像文种或者韩信，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当今时代，这种危险不存在了。但是，若在名利场中流连忘返，有一个危险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是也许再也不会有新的作为了。由此我想到钱钟书夫妇，他们大概深知这一危险，所以在两人都功成名就之后，主动选择了隐身。不仅记者不见，甚至在过新年时，也拒绝亲友来访，关起门来继续做学问。这看似不近人情，但这恰恰折射出钱钟书夫妇对“名”这个玩意儿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
我很喜欢《菜根谭》中的一句话：“矜名不若逃名趣。”钱氏夫妇的所为，恰恰是这句话最好的写照。正因为他们对名保持了深深的戒备，所以他们才能心无旁骛，在学术上取得巨大的成绩。对于真正想做事的人来说，外在的声名越多，对人的干扰越大。读汪曾祺先生的书信，看到一封他写给好友邓友梅的信中，一向温文尔雅的汪先生居然也爆粗口：“我今日晚往徐州去讲他妈的学。去年他们就来过人。我当时漫应之曰：‘明年再说吧。’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不想人家当了真事！”汪先生后悔不该漫应人家，这也看出，声名这玩意儿，缺它，它像个宝；一旦有了它，它又成了个甩也甩不掉的包袱，麻烦得很。当我们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也就像陶渊明所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富贵功名，全是累人的玩意儿，道家将这一点看穿了，也才会劝说人们“道隐无名”。追求名利的人，全像飞蛾扑火，翅膀少有不被火苗烧焦的。
当今时代，大家全都在汲汲富贵，唯恐自己的名声被埋没。这自然是你的权利，外人没办法说三道四。只是，一个聪明人懂得，求名容易埋名难，一旦上了贼船，想下来，就不容易了。有的人甚至担心，如果将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名”这条船打碎，自己也难免掉入水中淹死掉。所以，他宁愿被“名”拖累，也舍不得把这个包袱甩掉。而真正洒脱的人，他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只是埋头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一不小心成名了，他也自有办法摆脱。像钱钟书夫妇那样，闭门谢客，在小天地中陶然自乐，就是有慧根的一种生活。
看一个人的本事，不是看他有没有办法成名，而是看他有没有办法摆脱名的负累。托尔斯泰的方法自然有点笨，但也怪不得他，他最后为逃名而死，虽是悲剧的，却很伟大。相较而言，道家的方法就巧得多，也实用得多。“功成名遂身退”，是多巧妙的四两拨千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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