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姑娘与“慰安妇”老人的十年
2017年8月12日，90岁的黄有良去世了。她曾经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幸存者。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还她们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两次赴日本出庭作证。
一生坎坷，老病相催，如今她们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2017年8月14日，黄有良葬礼这天，海南炙热。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黎族人、汉族人、志愿者、记者、官员，各种身份的人都来了。
中午时分，灵柩早已封死，铺上一层黑色的布，再铺一层蓝色布。这是黎族的习俗。
一名女子走到灵柩前。缭绕的烟雾里，她跪下来，哭着对着棺材说话。
如果你看过电影《二十二》，你应该见过她的眼泪——她叫米田麻衣，来自日本。
2008年，24岁的她接触到对日诉讼的海南“慰安妇”，从此加入关爱“慰安妇”的组织、到海南留学、在日本普及史实、推动官方道歉与赔偿……
这十年，她不成家，不工作，死心塌地守着这桩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志业。
很多人都只把“慰安妇”们当是历史的一份证物，但是她们是否快乐，是否孤独，是否受到伤害，这个日本姑娘在乎。
最难受的旅程
2017年8月17日晚，见米田麻衣第一面，她先递过来一张薄薄的宣传单。
和电影里比起来，她瘦了许多。短发，脸孔瘦白，戴圆眼镜，一笑有两颗虎牙。穿着布衫布裤，背着两个深色的布袋子。33岁了，还是一副大学生的样子。
那宣传单，有中文和日文两份。上面有照片，海南的好山水，阿婆们的笑容。下附两个二维码，扫进去，是两个一直在更新的网站，主题都与海南的“慰安妇”相关。
从2008年接触“慰安妇”至今的十年里，她三年多时间在中国。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回到日本，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与“慰安妇”相关的事情上。每年冬夏，她都要回海南看老人两次。
她在微信里说，这一趟，先后得知三位阿婆在一年内去世，是内心最难受的一趟旅程。她去参加葬礼，去新坟扫墓，从海口坐大巴，到各个镇上再换三轮车，往昔记忆，历历在目，大哭了几场。
这一次，她出发前，黄有良还没去世。她给黄有良的孙子发了短信，给老人带了东京药店的药膏。这些实用的小礼物，老年人都喜欢。
2017年8月13日，飞机刚落地，老人去世的消息蹦出来，她整个人都蒙了，绷住自己，给朋友们发了信息，才敢哭。
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桌子人，她看起来最朴素。拿着一个已经停产的诺基亚手机，漆已经全磕掉了，小小的屏幕都是划痕。大家笑她，她不好意思，又说：“没事，我喜欢它。”我们好奇她现在的活法，她的朋友说，在日本，“打着零工，做着翻译，没几个钱。”她几乎不购物，衣服都是别人送的。一点点收入，她就存起来。每年最重要的开支，就是飞到海南，来看老人们两次。
“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
我们观察一个人如何做选择，有时要去打量她的童年。三四岁时，米田麻衣已经被妈妈带着，在东京街头游行了。
她像野草一样，在自由的空气里长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不想读大学，准备高中毕业就去工作。
高中的一堂历史课，她把课本立起来，躲在后面吃便当。老师开始放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场面残忍，她再没胃口吃了，只好扔下便当，开始听课。老师说，日本军人在中国杀了很多的平民，她心里疑惑，“咦？日本在战争的时候不是受害者吗？”在日本的历史教育中，讲的是广岛、长崎被投放原子弹，但关于在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做了什么，学生们不知道。初中的历史课本里，有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两页纸，老师讲课时跳过了。麻衣问老师，这个内容你不讲吗？老师说，这个内容在考试中没出现过，不用学。
正是因为未知，她开始对战争感兴趣了。她想搞清楚，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图书馆没有给她答案。老师告诉她，如果你有这些困惑，你应该上大学。她于是改变想法，考入大学，学习国际关系。那时正是20多岁，用她的话说，是一个“热情讨论社会问题又没有找到目标”的年纪。
2008年，朋友带她去旁听了一场审判。那是在东京审判庭，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二审开庭。81岁、又矮又瘦的黄有良，在上百旁听者面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讲述了自己在战时成为“慰安妇”的经历，以及战后六十多年她的苦痛。她说，到日本打官司，是为了现在的女孩不再有同样的遭遇。
米田麻衣愣在当场，“打击很大，因为她的体验太残忍了。”
这场庭审，撒下了一颗死不掉的种子，让这个从小特立独行的女孩，决定做点什么。
到海南去
米田麻衣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了一个叫做“海南net”的组织。在日本民间，有个律师团一直在帮助海南的“慰安妇”打官司。这群年轻人后来组建了“海南net”，运转至今。
2009年3月，日本法院的终审宣判下来了——黄有良等人败诉。和前面几次一样，毫无悬念的结局。
之后，米田麻衣跟着日本律师团的三位律师到了海南。他们要找到每一个“慰安妇”，为她们宣读审判的结果。
他们从海口出发，到那些偏僻的村庄，在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念长长的判决书。判决的核心结论是：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但还是以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以及超过诉讼时效等理由，裁定“慰安妇”败诉。
杨小群（化名）是当时海南省政府为律师团指派的翻译，她因此和米田麻衣相识。她記得，宣读判决结果时，屋子里的氛围，再沉重不过，老人们落了泪，去的人也跟着哭。黄有良是最执着的一个，她当时说，日本政府不道歉，但她还是想强奸过她的日本军人能道歉。但直到去世，她也没有等到哪怕是一句道歉。
2011年，米田麻衣大学毕业。朋友们或读研，或工作，只有她一根筋，想着要为“慰安妇”多做点什么，干脆跑到海南师大去念中文。那时，整个海南师大只有三个日本留学生。
在海南师大读大二的张莹莹（化名），当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麻衣。因为是海南本地人，懂方言，她开始陪麻衣一起去乡下见老人。张莹莹说，麻衣当时总拿着一张海南岛的地图，帮助记忆老人们的家庭住址。地图很快被翻烂，折页处起了白线。让张莹莹惊讶的是，从海口到乡下，曲曲折折的路，换大巴、坐三轮，日本姑娘比她这个当地人还熟。
这一年，海南岛上活着的“慰安妇”还有很多。米田麻衣每个月都会去看她们，进屋就拿扫帚扫地，扇着扇子和她们聊天儿。寒暑假，就干脆住在山里。比起村里人，她和这些老人更亲近。了解她们的善良、孤独和敏感。在电影《二十二》里她说，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米田麻衣说，当时健在的七个阿婆，和她关系最好的叫王玉开。大年三十，麻衣陪老人一起过年，一起做祭祀的仪式。夜里，麻衣就躺在屋里，一只昏暗的灯，枕着手臂，与老人聊天。
有时候麻衣住了几天，准备走，老人就难过得要哭。她俩的合照，麻衣洗出来给老人，老人放进了相册，后来相册坏了，她怕丢，一针一线把照片紧紧缝在了相册内页。
一点点地争取着年轻人
这几年，在海口定居的张莹莹，总是收到麻衣发自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讯息。她又在哪里展映了《阿婆的四季》、办了影展，或是又在哪个大学做了讲座。她一年年还是精力充沛地张罗着这些事儿。
在大学课堂上，她讲关于慰安妇的一切事情，关于亚洲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关于“慰安妇”们十多年的诉讼。有女孩子听得哭，觉得日本政府应该道歉。也有人站起来反对——“不能只怪日本政府，其他国家也这么做过”。
在日本的社交网络上，麻衣看过不少这样的言论，比如说“慰安妇”是妓女、她们打官司就是为了要钱，还有的，甚至不承认历史上“慰安妇”的存在。
一次在东京的酒吧里，米田麻衣和朋友聊起海南“慰安妇”的事情，旁边一个陌生男子喝多了，插了一句，“那个时候战争啊，没办法。”听到这话，她气坏了，转脸就反问，“那时候美军在冲绳强奸了好多本地人，也有很多人被杀，你接受吗？也是战争没办法？”那人无言，悻悻结束了对话。
8月，她还在东京的咖啡馆里做电影放映。这次在海南买了大包小包的特产，发给去看电影的人。一点点地，争取着年轻人。
她这样对大家解释做这些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生活是跟历史有关联的，如果不去学习、不去反省，那人类还会重复同样的错误。
当年组成“海南net”的日本学生，最多时有300多人，这些年也风流云散。如今团队的核心成员，已经不超过10人。
她在中国的朋友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说米田麻衣带给人的，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而是会让人呆坐着想，“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
在东京、香港、台湾办活动时，都有人问她，这件事你是非做不可的吗？
她努力地组织语言：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阿婆，阿婆们还在，所以我们就想为阿婆做一些可以做的东西。因为阿婆还活着，这个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还存在的问题。
那什么时候算是结束呢？我们问。
如果日本政府道歉赔偿，这个事就结束了。她回答。
如果日本政府永远都不赔礼道歉呢？我们再问。这是很有可能的结局。
“那我就继续去海南，给她们一点陪伴。至少要告诉她们，我们不会忘记她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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