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gzhuan365 发表于 2018-1-12 11:07:26

敲门记

  母亲在屋内忧伤悲戚。草屋外,雨如瀑布。屋內,大姐、二姐哭成一团。我不知所措地趴在父亲的身边,看着父亲紧闭眼睛,昏死一般。父亲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又犯了。“快去!喊人去!”母亲带着哭腔指挥我半夜去村里喊人,把父亲送到医院去。这是我少年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幕。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没有电话,没有120急救车。乡镇医院离我家有二十里路。土路,泥泞得很。那样的夜晚我对乡村的闭塞、落后以及乡邻的关系有了深入的思考。恶劣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对人的生存起到某种制约作用,进而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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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进乡村,没有深厚乡村经历的人,是无法窥探到乡村真相的。村里人会因为一句话闹红脸,或者因一根麦穗成为仇人,也能因一句玩笑导致老死不相往来。他们的世界不大不,就是一座村庄的大小。他们的目光更多是停留在这里。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缥缈的海市蜃楼。在村里,富裕的人家注定是孤独的,家徒四壁的人家才是最受欢迎的。

  那时我已经是初中生,模模糊糊地知道些乡村的人情世故,但只是沉默。

  父亲从没有批评过我,我也不知道父亲的内心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他是看不起我的,特别是在那个夏季的一次事件后。那时二姐在家放牛。牛是水牛,正值花季的二姐,每天要陪伴着水牛。这件事我知道二姐是记恨父亲的,无奈的记恨。父亲在孩子上学问题上是有取舍的,把机会留给了我。大姐出嫁后,二姐在家继续劳作、放牛。所以说,二姐放牛是有情绪的,结果不自觉的水牛,就在行走的路上,与路边的庄稼进行了亲密的接触,并顺势吃下很多青色含浆的麦穗。

  这就成了战争的导火索。麦田的主人对着二姐骂了几句。二姐牛也不要了哭着回来。这委屈里有一半是怨气。父亲知晓后,从地里赶过去与人家理论。乡下人的交流,谈判的最终都是一场肢体战争。

  父亲和家族的兄长话不投机,立马开战。拳头、牙齿、棍棒,还有女人——兄长的女人也上手了。这一切我们家当时都不知道。当父亲从兄长家回来时,全家才知晓。这时战斗已经进行了一个回合,双方各有所伤。然后,两家在自己的根据地,就是屋内继续叫阵。门旁镰刀、砍刀和铁锹等,准备充分,以便再次战斗。让人不可想象的是,我居然拉着父亲,避免战斗的爆发。乡村的战斗一旦进入口角,就意味着尾声。果然,这场战斗很快地结束,然后各自包扎伤口。父亲的肩上,被那女人疯咬了一口。

  我是痛恨这种文化的。当时的我成了看客,一个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完全的局外人,不像大姐、二姐拿着镰刀,在父亲的身旁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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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如何迈出双脚,当然不是因为外面瓢泼的大雨。雨是不能阻止我的,我必须出去喊人。衣服是湿透的,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风雨中,在马灯的微光里,敲开一家又一家的门。此事的结果,大出我的意料。

  乡村人家,没有哪两家没吵过架。正是这个原因,我才不知道该不该去敲门。我是不抱希望的,我敲门请求也许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村里人得了病,如果是常见病之外的病,那么消极的对抗成为必然的选择。没有人选择去大医院,即使有人躺在床上,家人能做的,也就是从自然中找些熟悉的药草,胡乱地治疗。这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和不珍惜,而是无奈、无助。我见过更多的人选择窝在墙根下,对着阳光慢慢地煎熬,直到最后日子的来临。

  我知道父亲的命是不能听凭上天的。我使劲地砸着三叔家的门。三叔听到了敲门声,穿着短裤,瑟瑟缩缩地来开门,雨水的冰凉使得三叔不停地打喷嚏。我不无悲伤地说:“三叔,你救救我父亲吧,他昏过去了,抬他去镇上医院吧。”

  三叔是我远房的亲戚。我们全村都是一个大家族,但大家平时走动很少。我只能选平时与我们家交往较多的人求助。实际上我们家与人交往不多,这源于父亲不善交际。在人际关系上,父亲始终依靠叔祖父,他很少去思考乡村复杂的人情世故。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土地上,与庄稼亲,与节气近。他以为,种好地,活着,有饭吃,有衣穿,这已经足够了。我没想到在大雨的夜晚三叔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催促我再去喊上一些帮手。

  我继续敲门。敲五哥家的门。要不是父亲有病,我今生都不愿敲他家门求助。五哥的为人我是极度鄙夷的,奸诈、阴险,喜欢搬弄是非,喜欢看人家的笑话,他是村里有名的“奸雄”。当我敲开门说明来意时,他在吞吞吐吐中还是答应了。

  后来我又继续敲亮叔家的门。他家与我们家也是有瓜葛的,他多次找我父亲借钱,十次借有一次不借,他就会翻脸,而且,他借钱从来没有还过。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家不管债台多高,鸡鱼肉蛋不断地端上餐桌。哪怕到村口商店赊账,亮叔也会喝上几口小酒。他的嘴边革命小曲不断,他总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很是幸福。

  乡村人交情说浅不浅,说深也不深。小事执迷不悟,大事却从来不糊涂。赌桌上因为一分钱争吵得面红耳赤,事后可能十元钱都不要。在民间,有三种事情是不能拒绝的。一是火灾,不管谁家的,只要发现立即救火。无论多大的仇恨,在火灾面前,一切烟消云散。再就是对待死去的人,村里有不成文的规定,人死是大事,再深的仇恨,都要到死者跟前磕个响头——死者为大。还有一件事就是救人,没有人会拒绝,即使在大雪纷飞或者暴雨如注的夜晚。夏季,村里孩子溺水的多,但死于溺水的很少,多是耕田种地的村里人救起的。没有人声张,也没有人会重提或者宣扬,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谁看到都会这么做的。如果有人敢拿性命攸关的事打击报复,做出耻辱的勾当,他家祖宗八代都将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村庄的文化,民间的文化。

  我跑回家把情况告诉母亲。不一会儿,三叔、五哥、亮叔等六人到齐,分成三组,前、中、后三根杠子,抬着父亲冲进雨帘。母亲在侧,高举着马灯,我在前面举着马灯引路。在不断的吆喝声里,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把父亲送到了医院。每个人都成了雨人,身上混着汗水,但没有人说一句埋怨的话。这就是乡村的人们和乡村人恪守的底线。天亮后,他们在医院旁的饭店喝完姜汤各自回家。

  父亲病愈后,带着我去各家登门致谢。之后,日子继续着往日的波澜。三叔、五哥等人与我们家的关系继续保持曾经的尺度。当然,我们和其他邻家的关系也还是老样子。日子就像一潭死水,在那点涟漪过后恢复平静,又回到起点,生活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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