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gzhuan365 发表于 2017-12-13 15:21:24

讲真话和写一篇感动“老美”的作文

  曾子墨,凤凰卫视主持人。她在求学期间因为讲真话和写了一篇感动了“老美”的作文,使她顺利地进入美国的一所大学。

  中国人习惯于高考定乾坤,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却截然不同。

  没有统一的高考,也没有各大学自定的入学考试,学生们只需要在中学毕业前参加一个名为SAT的标准考试,分数作为录取参照之一。此外,就全看中学成绩、申请作文、推荐信和课余工作的履历了。

  是否具备领袖潜质成为美国大学最强调的录取标准之一。每所大学都要求申请人在填表时,把自己作为“领导者”的经历完整记录下来。

  中学时,我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小学时,又是“三道杠”的大队长,回答这个问题,我并不缺少素材。

  然而,另一个问题却让我为难了。那就是,Haveyoudoneanycommunityservice?Ifso,pleasedescribethem。(你是否从事过社区服务?如果是,请详细描述。)

  CommunityService?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跑去咨询在人大留学的美国学生Nancy,到底什么是CommunityService?

  “什么?你竟然不懂CommunityService?”Nancy瞪着大大的蓝眼睛,眉毛高高地快挑到天上去了。

  “真的,我从来没听说过社区服务!”

  Nancy这才恍然大悟,说:“也难怪,你们的学校只教学生考试,学生根本不和社会接触!我们在美国,从小就做义工!”

  经过Nancy解释,我才明白CommunityService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义工”。美国社会强调社区自治,无论小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认为做义工天经地义。从孤儿院到医院,从流浪者救济中心到社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义工的身影无处不在。

  对义工了解得越来越多,申请表里的问题也让我越来越困惑。我是应该迎合美国人的传统,胡编乱造,写得天花乱坠?还是干脆说中国没有“义工文化”,所以我没有做义工的经历?

  犹豫再三,最终,我选择了真实。

  “我曾经去幼儿园教英语,还曾经在荒山上植树,但在我看来,这远远达不到义工的标准。做义工可以培养高尚的品德,还可以让学生了解社会。然而在中国的学校,高高的围墙给了学生一片世外桃源,却也让学生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学校没有鼓励大家做义工,为什么中国社会缺失义工文化,但我相信,中国人是最有爱心的,也是最愿意帮助他人的。总有一天,义工会遍布中国。”

  当我坦诚并且毫无修饰地写下这段话时,我并没有想到,正是这寥寥数语,帮助我走进了美国的大学。

  一年以后,当我出现在达特茅斯为国际学生举办的迎新派对上,一位胖胖的美国老太太在嘈杂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我叫Judith。你是子墨吗?从中国来的?”Judith讲话的速度飞快,一口气说下来,没有任何停顿,洋溢着热情笑容的脸上,好像有一种迫不及待。

  “是啊……”

  我的话音刚落,Judith就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热烈得有些夸张的拥抱。然后,她笑容可掬地高声说:“欢迎!欢迎你来达特茅斯!我在录取办公室工作,读过你的申请。虽然你没有真正做过义工,但是我们都欣赏你的诚实,也喜欢你的思考!在达特茅斯,你会有很多做义工的机会!”

  Judith的话是一份意外的惊喜。作为录取官员,每年她要审阅上万份申请材料。我不曾想过,我的坦诚居然会给她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见说真话,自有说真话的魅力。

  录取过程中,Judith记住的不仅是我的坦诚,还有我的作文。欢迎新生那天,Judith还告诉我,读了我的作文,她热泪盈眶。

  申请美国的大学,作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达特茅斯的作文题也处处体现着美式教育思想,其中第一个题目就是“描述一位对你影响最大的人”。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我妈妈。

  我妈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尽管连年战乱也曾经让儿时的她颠沛流离,但毕竟在1949年以前,更多的时候,她是人人羡慕的“赵家二小姐”。七八岁的年纪,她就跟随大人,坐着军用专机,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刚过10岁,长辈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开着吉普车,在城里四处转悠。

  然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还有对新中国的美好向往,却让年轻的她抛弃家庭,远离亲人,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于是,和50年代所有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一样,我妈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文革”期间,我妈最终没有幸免于难。那时,她已经在人大教书。作为有着海外关系的国民党后代,她理所当然、不由分说地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反革命”。

  在那段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即便红卫兵把10个毛主席像章硬生生地用别针穿透皮肤、别在她的10个手指上,扎得双手鲜血淋漓,她也不愿意承认,她背叛了国家。

  那十年的不堪回首,我妈很少提及,即使说起了,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是,艰难岁月中的亲情、爱情,她却一再提起。

  我曾经问她,那些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日子,她怎么度过?

  她淡然一笑,说:“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姐姐和哥哥,为了他们,我也得活下来。”

  我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即使是在众叛亲离,甚至连她的家人也劝我爸和她离婚、划清界限时,我爸对她也始终不离不弃。我妈被隔离审查时,我爸专门托人送进去一瓶她最爱吃的辣椒油,瓶底隐藏着一张纸条,叠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亲手写的10个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迹,我妈泪流满面。她把字条藏在贴近心口的内衣口袋里,每当夜深人静,就会一次次拿出带着她体温的字条,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

  重新站上讲台后,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师。那时,她和我爸说得最多的就是:“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现在一定要把荒废的光阴都补回来!”

  多年后,我问过我妈,她是否曾经后悔,后悔没有去台湾,去享受“赵家二小姐”的荣华富贵?每每此时,我妈总是一笑而过:“我要去了台湾,遇不到你爸,怎么还会有你啊?”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也是我在申请达特茅斯时所写的命题作文。作文里,我的英文远远算不上流畅,但我想,一定是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打动了Judith,也打动了其他的录取官员。

  后来到了美国,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谈起申请作文,一个女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还不如说张艺谋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呢!你的作文,他的电影,都只会描写‘文革’,描写中国人的苦难,来换取老美的同情和眼泪!”

  我没有反驳,也没有争执,但我心里最明白:这绝不是换取同情和眼泪!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记录它,描写它,是为了永远地记住它,也是为了永远地远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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