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下去，留下来
我是东北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起过，在遥远的地方，有大海，海边的生活没有冬天。这让我无限向往，尤其在那些漫漫无期的零下二三十度的日子里，黑洞洞的夜还没谢幕，我们就已经踩着积雪“咯吱咯吱”上学了。赶上风雪大的时候，简直就是走一步退半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遍遍发誓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到海边去。我不要我的世界有冬天！1991年6月，拿到结婚证的第3天，老公就怀揣着800元上路了：7天后，我也启程了。我们擅自决定放弃内地的工作，去闯深圳。我走的那天，妈妈哭了又哭，送了又送，直到我坐上汽车，她还在车下哭。最后竟不能控制，挤上汽车，跟我到火车站。一路上她不停地哭啊哭，反反复复问我一句话“放弃国家干部不当，非要去南方当盲流，你为什么呀？我们在这里活了一辈子，挺好的，怎么你就活不下去？我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难道是为了你今天去当盲流的吗？”启程在我是寻梦，在她则是梦碎。她无法理解我对海边生活的向往，我不想活在生命的冬天里，也不想活在一眼就望见终点的“知道里”。到深圳，既有大海，又有自由，还有两个我所不知道的名词“招聘”与“竞争”，我模糊地觉得那可能会是未来中国的方向。我想，既然我们注定是蝇营狗苟的一代，那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吧。我要去寻找大海，寻找没有冬天的人生，寻找“不知道”的未来。
1991年的深圳还没有人才市场，找工作都是看报纸，或拿着简历挨家公司去敲门。经常，他们把我的毕业证看一眼就破纸一样地扔回来，我就默默地看一眼我的大学毕业证，看一眼中文专业，然后转身离去。我一次次知道，我是无所有的人，不仅没有钱，没有地方住，挨饿，买不起水喝，我还没有本事，没有尊严，我把自己输得干干净净。
在我一天只能靠两包方便面一包榨菜果腹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问自己的个问题是我是怎么走着走着，就把天下的路给走绝了的呢？
我一次次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的家，我的归宿，我一定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很多很多个夜晚，我和老公倚在西乡的一个小桥旁，望着农民那一排排小楼，一边奢望着50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套这样的房子，一边盘算着，照我们每月500元收入的条件，省吃俭用约10年，才可以买得起一台电视机，房子肯定是无望的了——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留下来，活下来，不被淘汰。我们根本不敢奢望太高太远的未来。
1992年的一天早晨，我出门准备去找工作，却看见各个银行的门口，都三三两两地排起了队，人和砖头混站在起。我想，这可能就是老公兴奋了很多天的新股抽签吧？于是赶紧找来几个砖头，也在我的前后摆上，然后就坐在那里，整整一天，烈日当头却不敢片刻离开。
那个年月，不要说手机，连什么叫BB机都不知道。到了晚上，老公下班后找不见我，就到一家一家银行门前去搜，看到我在占位，他欢呼雀跃，赶紧雇了10几个民工，把我换下来，然后，就四处打电话，找同学借身份证。那队排了三天，终日人山人海，近乎肉搏，我觉得我都快崩溃了，可是老公却一定要我挺住，他说中了，我们就发了！发了啊！
发了，在那个时候，就意味着可以拿着塑料袋，装几捆人民币和港币，当街行走，如入无人之境。发了，就意味着，周末我也可以去国贸免税店逛逛，用港币购物，去中英街吃芒果，成打儿买尼龙袜子。发了，我就不用在找工作的时候，舍不得花车费而一走五六里发了是那个时候每个闯深圳的人的梦想。可是，我们“中”了，却还是离“发”很远。我们需要的钱似乎更多了，经常为不知道上哪里去筹那原始股的钱而辗转反侧。
在内地时我就直想进媒体工作，可是，没有后门就没有机会。来深圳以后，我依然想进媒体工作。1992年夏的一天，我买了一本杂志，看了里面的文章后，我跟老公说，我可以写得比这里的很多人好。他说那你何不试试？于是，我投了两次稿，两次都发了。当我投第三次稿的时候，编辑部主任给我电话：“我们缺一个人，有很多熟人推荐，可是，我们想从作者中选个，你愿意来吗？”同年底，老公想应聘一家高科技企业的部门经理，经过考试，也被录用了。——这就是深圳魅力：它的门是开着的，梦想就摆在台阶上，每个人都可以进来拿。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永远不可能了解深圳这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方式，是怎样的动人心魄。
1993年春节一过，我们就搬进了关内，租住在科技园后面。薪水有了很大改观。可是，每天，我依然还要用煤油炉点火做饭。每个月，都至少发生一起盗窃事件。好在我们家跟当时的国情很吻合，一穷二白，因此也就无所谓丢失。我们家那时最值钱的财产是熨衣架，我主张购买的理由是既可以当桌子，又可以熨衣服，还契合30平方米的面积。有一天，老公加班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我们终于够钱买一台电视了。我赶紧跟他兴冲冲跑到天虹商场，选了惟一可以购买的21寸华强三洋。记得抬电视回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而我们却丝毫没感觉到黑暗，那种平生从未有过的快乐，正如一轮红日，在我们的头上冉冉升起。
1995年的一天，老公神秘地跟我说，我们家可以买房子了。我觉得简直像天方夜谭，股票起起落落，拿什么买呢？他告诉我一个词：按揭。他说银行会替我们先付钱给开发商，然后我们分期，每月还银行一部分钱。然后，他骑单车，一路坑坑洼洼的，把我载到很远很远片荔枝园的后面，指着一个大坑，告诉我，房子就在这里，这一片叫西丽，现在买就叫“楼花”。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事情，银行会替我付钱买一套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楼房，于是就跟杂志社同事打听，他们也都摇头，表示这种事听说只有香港有，深圳还闻所未闻，估计是某种欺骗行为，切勿上当。可是，我老公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说主意已定，只需我跟着他去办手续就行了。于是，糊里糊涂的，我就跟着签了一堆合同，从此成为中国差不多最早的房奴。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周日就只有一个去处，就是骑单车去工地。我们守在那里，看着桩子一根一根被打到地呈，又看着栋栋楼，青笋般从地里长出来，心里充满了喜悦。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也跟着被种了下去，被深深地钉了下去，也脱胎换骨地长了出来。那种有盼望的喜悦，是能让人战栗的。
1996年春节一过，我就搬进了新居。接着，户口也应声而落。
1997年1月，我们在工作之余，还拆借了一点钱，雇了一个人，在华强北一家电器城里，开起了商铺，经营影碟机和光碟。似乎一切都在向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
深圳6年，我们一直蝼蚁一样的，忙碌着我们的人生，向着我们最原始的目标——闯下去，留下来——而努力。我们从来没有时间回想过去，也没有兴趣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深圳人的哲学，就是务实地管好自己的人生，向前看，不要向左向右看。
1997年的秋天，儿子出生了。从此，我们和深圳彻底血脉相连，我永远成为了这座海滨城市里的一员。我所有的梦想几乎都是在这里得以实现，因此，我爱深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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