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加班，多少年轻的生命能hold住
2011年11月中旬，参加工作才5个月的林海韬心脏衰竭，年轻的生命画上令人惋惜的句号。尽管其所供职的百度在线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百度公司）对他的死亡“表示遗憾”，却同时否认“过劳死”的说法。不过，连日来，林海韬生前发出的“快48小时没睡了”的微博再次引来网友对白领过劳的讨论，以高强度劳动换取高收入而产生的“亚健康”工作生活方式越来越为人诟病。
究竟，是什么推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在透支生命？
“快48小时没睡了”
林海韬是珠海人，2011年6月，他从中山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安全专业毕业，随后成为百度公司的一名员工，负责技术研发。
11月初，林海韬向公司请假，前往上海，准备参加11月12日~14日举办的独立游戏开发者大会。11月12日20时42分，他发了一条微博，“迷路多走了几公里，累死了终于回到旅店”。11月14日上午，同行的朋友喊林海韬起床时，发现他已经停止呼吸。据媒体报道，林海韬的死因初步诊断为突发性心脏衰竭猝死。
在林海韬的微博里，有许多表达自己劳累困顿且大多在凌晨时分发出的文字，如“今天特别困”、“天天吃方便面”、“今晚太困了”、“快48小时没睡了”等。
“你继续往前走，一直向西，不要回头，我们会在另一个地方相会。”这则悼念林海韬的微博在中大学生之间疯狂转发。1800多次转发、2500多条评论，林海韬的同学、朋友用微博吊唁时都表示无法接受他的突然离去。
百度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林海韬“并非在工作时间死亡，这次休假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一些编程聚会”，“对于他的死，我们也感到很遗憾”。该负责人还介绍，林海韬担任的是技术研发工作，为了激发创造力，公司很少加班，因为“加班的方式，疲劳作战，根本创造不出好的东西”。
林海韬的一些同事也表示，他是一个喜欢代码的人，生命的一半时间都是自愿献给编程的，并非被公司逼迫加班。
但在一些网友看来，虽然林海韬本身爱好编程、游戏开发，但竞争形势下自身向上的压力却成了一个无休无止的“推手”，推着他不断地向前，哪怕通宵达旦。
他的一位高中同学认为，林海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开朗，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虽然难以归咎于表面意义的“过劳死”，但长期的压力导致的疲劳应该是一个重大的诱因。
据悉，事后，林海韬的父母曾到百度公司参观了儿子的工位。公司也在努力对其家人进行意外理赔，并给出了抚恤金，还在内网发文缅怀，同时提醒员工注意身体。
“40岁以前用命换钱”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年轻生命的终结？目前对林海韬的死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但“快48小时没睡了”，已让很多人难以理解，他们认为林海韬在“不明不白地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家人的希望”。
同时，一场关于白领“生存大挑战”的讨论也于近日再次被引发。
“这在外企实在不算特殊，有时甚至可能连续20小时对着电脑。”2004年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硕士毕业就加入普华永道的Jessica（化名）对包括林海韬在内的一些近年来年轻生命的凋零看得比较平淡，“因为要生存，就必须习惯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如果适应不了，就得马上走。”所以她在2009年的时候跳槽到一家稍微轻松一些的美资银行，为自己的健康找一份“保单”。
事实上，不仅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华为、中兴等民企，还有大部分4A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媒体都存在着“疯狂加班”的现象。
“白领入门的第一课，就是学加班。”2010年7月毕业进入上海一家外资公关公司工作的小马说，她入职以来，有近80%的工作日在加班，平均每天工作约12个小时。“刚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就得赶回公司加班。连熬几个通宵是常事。”
“我们是新人，什么都想做到最好，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然后才有可能慢慢地脱离苦海。”小马说，所以很多人都是拼了命地工作，“不是我特别想上进，而是我不这样，就会被淘汰”。
加班不是“新人的专利”。在广州做了6年广告策划的邱小姐说：“我们早把加班当成家常便饭了。叫苦也是徒劳，就算跳槽，同行基本上都是要加班的，除非是辞职做家庭主妇。”
越来越多的精英，一头扎进了加班的“泥潭”，不断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
“现在广州城郊的房子都要近2万元一平方米，我拼了命工作不吃不喝，每个月都赚不到一平方米的收入，什么时候是尽头？大家都是这样玩命的，我能怎样？”从粤东农村考上大学的小陈目前供职于一国有企业，负责初始编程工作，工作一年多以来每天平均睡眠时间约6小时，他从来不跟家里人说自己的辛苦，只是希望能早日出类拔萃“做到中层”，拿较高固定收入，“40岁以前用命换钱，40岁以后用钱换命”。
人力是否成了可牺牲成本
记者调查发现，在大部分以高强度工作换取高收入的公司里，职位不同的员工在薪酬上的差距很大，而且年轻人居多。“熬不到的人就会选择离开，所以更加加强了每个人在固定的时间内必须‘高人一等’的迫切性。”Jessica说。
比如在普华永道，最累的人是进公司两三年左右的员工；而做到5年以上，升到经理级别的员工会好一点。“新员工每年会涨一次薪，涨薪幅度在30%～40%；而升任高级审计员、合伙人后，则会成倍增长，年薪达几十万元。”2009年入职普华永道的李杨（化名）说，第一年跳槽的员工最多，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公司是干什么的，只是觉得待遇不错，就盲目地进去了。进去后不适应，于是退出；5年以后，又会大规模跳槽一批，因为大部分人升不了经理。
“很多外企就是深谙此道，他们落地本土的人力成本核算并不高。”广东农资行业的一位国企财务主管说，“本来在他们那里工作，个人提升空间比在国内的企业工作还大，比如大致一个年限可以做到一个级别，再长远一点又可以更高一点，但问题是，没多少人能有这么好的体力坚持那么多年。所以年轻人老了，走了，迎来的是另一拨新鲜的年轻人。”
据了解，“高频换血”已经不为部分外资企业所独有，不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被“加班文化”影响，有意识地提高淘汰率，靠高频的“换血”维持高增长。
“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公司都有意无意地把人力计算为可牺牲成本。”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没有加班费，斥责下班后手机关机的员工，重视和鼓励加班员工等，成为常态。很多人也因此变成“上班拼命，下班睡觉”的工作机器，最终引发了个体身心健康、家庭社会缺乏沟通等一系列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的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过劳死”的概念，“过劳死”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对于更多的“过劳而不死”的加班族来说，“劳动法”虽然规定了每周5天和每天8小时工作制，但对限制超时加班问题，一直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条文。
“整个社会对人的劳动力成本的尊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都要上升到较高层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陈曦律师说，首先要从法律法规上对加班行为予以细致规范，要让企业明白变相激励加班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其次，劳动监察部门应多宣传，多主动介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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